拔 贡 院 李保平

李保平拔 贡 院

从小回东庄姥姥家，记忆里最深刻的就就是东庄村子的拔贡家，那时候是阶级斗争的岁月，并不知道拔贡的真正意思，就知道是一个大地主家。

回姥姥家，要过山河，那时候山河没有桥，可是有水。水，平日里不大，但是非常清澈，几块搭石人们就可以在上面轻松的往来了，但是遇到夏天里的山洪还是了不得，从东山上也就是板山方向来的洪水真的可以用汹涌澎湃，气势磅礴来形容，当然，人肯定是无法过了。童年的我，每每回姥姥家，只要是夏季就会有这样耸人听闻的消息传来，什么牲口，羊群甚至人被洪水冲走。好在这样的山洪根本就持续不了多久，顶多也就是半个时辰。山洪过后，人们只需要重新搬上几块搭石就又可以自由的往来了。过山河，便是一条由大小不一鹅卵石铺成的大道，宽度大概在两公尺，时光和岁月把每一个鹅卵石都磨的锃亮锃亮发，泛出油油的乌金般的光泽，之所以称之为大道，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交通极为不便利的武乡东部山区，称为大道应该一点也不为过。大道边上有一口水井，所以村子上的人又管这一段路是井坡。

那井非常深，上面架着打水的辘轳悬挂着一些叮当作响的铁环，是用来吊水桶的，打水的时候，铁环要套来套去，非常复杂，叫三环套。我小时候真的认为那是一个技术性非常高，有难度的事情。井里打出的水极为甘甜，听村上人说那井水夏不溢，冬不竭，尤其的用那井水熬出的小米米汤是走南闯北母亲嘴里的最美的佳肴，有了母亲的絮叨，那同样也成为我童年的神往，在有机会喝到那样的米汤，倒没有觉得有那么神奇，不过真的和其他地方熬出的米汤也一种特殊的清香。

到了70年代，人们在山河的上游开了一个煤矿，井水便逐年少了起来，再到后来随着东庄煤矿的扩建那井水也就慢慢地枯竭了。我在想也许今生今世也无法再体味那童年的甘露了。

井坡再往上，是一个青砖砌成的门楼一样的建筑，叫三官阁。那楼顶上面还一个屋子，里面供奉着道教里的三官“天官，地官，水官”，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里面除了一些陈旧斑驳的彩色壁画以外，就是堆满了一屋的麦秸，我们可以尽情嘻玩的一个地方。至于三官阁与拔贡家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我是不晓得的，据村上老人的记忆，三官阁应先建于拔贡院，上世纪90年代我回东庄，正好赶上村上人撤毁三官阁，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它的存在影响了通往村子里道路的扩建，我无意拍了几张照片，当然，后来人们修好了一条更加宽阔的水泥大路，又在原址上建了一个更加高大的门楼一样的建筑，但是我那童年的鹅卵石的大道，井坡，三官阁就和那井里的甘泉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只有依稀的梦里了。

东庄拔贡院子的主人姓冯名高翔，应该是在晚清时考取了拔贡。拔贡乃清朝科举制度，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逢酉一选，也就是十二年考一次，优选者以小京官用，次选以教谕用。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拔贡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在那样一处穷乡僻壤能够出一个拔贡实在是了得事情，拔贡院和山西那些显赫的晋商大院自家建的有些不一样，据说是当时的官府衙门专门拨下银子修建的拔贡院与那些当地土豪的院落相比，拔贡院明显代了几分官气和雅致。

过三官阁便是拔贡院的门楼，大院门边的是以青石础石，年代久远已经看不清上面图案了，门口两边照样有两尊石头狮子，不过那石狮我并不觉得有多少威严，反觉得几分可爱，哪石狮的身上也因此留下了我和许多东庄孩子童年的印痕。

按照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门是建筑的入口关，也是建筑的门脸，地位和意义不言自明了。宅以门户为冠带是一句古老的俗语，大院的清代风水书《阳宅撮要》讲：“大门者，合舍之外大门也，最为紧要，宜开本宅之上吉方。”所以拔贡院院落朝南时，大门有意稍稍偏向东方，开在了东南方上，人们称此为“抢阳”，阳光尽早照上门窗，也表达了主人对大自然的主动性。

过了那气势宏大的门楼就进入到了拔贡院内。拔贡院是由楼院，旗院，书房院三个大院组成，每个大院里面又根据居住功能的不同分成了若干小院子,这也充分体现是中国北方民宅建筑的艺术境界，如今村子里能够真正见到拔贡本人的已经没有几人了，在满满这个80多岁老人的记忆里，他的孩童时代，拔贡已经是一个花甲老人了。作为清末能够考取拔贡这样的事件，对于今天也实在是一个久远的时代了。拔贡喜欢读书、书藏，尽管就拔贡院的规模根本无法与那些山西的什么王家大院，祈家大院相比，但是他的书房院却实在是太漂亮了，我认为就书房院的建筑精美足以和那些规模宏大的院落媲美。

当清晨的阳光丝丝缕缕，如同一道金色的雨帘披挂在了拔贡院里，空气里弥漫着早晨植物散发出的气味，顺着着味道寻去，在我的瞳孔里就在对面那书房的阁楼上一个被年代尘封已久的影像：那是一个有着一头银发的老人，他穿着一身的黑色粗布对襟长衫端坐在了窗前，他的手里捧着一本书，据村里人，拔贡读书时要先洗面、洗手，干干净净才进入到读书时间、书案上那做工精美的茶壶在晨阳的照耀下闪烁出像星星一样的光芒，这光芒一直照进了老人的心里。刚才在院落的散步身上沾的晨露，也因为这样的温暖而渐渐融化。这时候，门“吱嘎”一声，推开了，一个身体健硕的男仆提着一壶开水，他踮脚轻手地往茶壶里倒进了开水，茶壶里冒出了梦幻般的汽雾。窗户上是有着曼妙身躯的木质栅栏，如同玫瑰花花瓣一样的分支令窗子外面那些刻板的青石青砖建筑显出几分生气和活力。穿越过院子里圆圆的拱形月亮门，可以眺望到对面的景山，被青葱的松柏掩映下南厢寺传来一阵阵悠悠的钟声。

在母亲记忆里的拔贡是和一个女人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女人就住在姥爷院子的后面一个院子里，母亲管那女人叫表姐，好像是姥爷的一个远方侄女，我们兄妹都管她叫表姑。乡下亲戚就是这样，并不是因为什么血缘远近来决定亲疏，而是因为走动往来的频率来决定的。因为是前后院，尽管是远房的一个亲戚，彼此还是非常亲近的，加上母亲和表姑年龄相仿，她们按照今天时髦的话，应该是“闺蜜”了。表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太行山里传统的女人，尽管她几乎一辈子没有出去过太行山，就连县城也是到晚年才被在县里做检察官的儿子来生接去住了一些日子，但是就我们看来她的谈吐举止比起走南闯北的母亲毫不逊色，作为骨子里永远有几分骄傲的母亲，在和我们谈及起表姑来一直也是用敬佩的口吻。

我记忆里的表姑是那样的温文尔雅，小时候母亲带我回姥姥家，去表姑家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女人之间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何况她们是一对好闺蜜。表姑和她家一样永远是干干净净，尽管屋子里实在是简陋得很，炕上，地下整洁得一尘不染，哪怕就是家一个破旧柜子也是明光铮亮，她有一双与母亲“解放脚”完全不同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总是一扭一扭，我特别担心就是在哪高低不平鹅卵石的路上突然跌倒。显然我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那自幼的“三寸金莲”已经练就了她身体特有的平衡功能。

表姑一生中让她值得非常炫耀的事情，就是曾经和拔贡的一次交往，这是母亲告诉我的。那是一个黄昏，东庄村喧哗了，母亲听说作为绅士拔贡打人了，而且打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这个人就是我的表姑。人们纷纷到表姑家一探究竟，就在人们都满足了好奇心散去以后，作为闺蜜的母亲才去看望表姑。当母亲走进表姑的房间，当她怀着真正同情的心情拉起表姑的手时，她没有想到表姑竟然说出了一句让她足以震撼的一句话：

“谁人能叫拔贡打？”

从小到大，每每母亲讲起表姑来，就要给我讲到这句话。

是啊！在东庄村人心目里就是被拔贡打也是幸运，也是垂怜，也是恩赐。

满满告诉我：在上个世纪抗战初期，八路军进驻武乡，朱德总司令就曾经派人到东庄请拔贡出山，可是被拔贡以年纪大为理由婉言谢绝了。他告诉八路军的人：对于抗战他出人是不行了，可以出力。据说一个晚上，有十几架三头骡子的大车，在拔贡家拉了整整一夜的东西，送到了八路军驻地，至于拉的什么物品已经无人知晓了。上世纪的1939年冬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太行山里的王家峪过50岁（实际上总司令那年已经是53周岁）的寿辰，拔贡还专门赶了几十里的山路，为总司令祝寿，还献了丰厚的寿礼。

尽管如此，拔贡是非常清醒的，理智的。他曾经私底下多次对村子里人说过，共产党革命其实就是革我这样人的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可以肯定以后的天下也一定也是共产党的。

想想，在这以后共产党内部多少次得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阶级划分为斗争引火线，作为剥削阶级的无疑是斗争的焦点，所以作为拔贡的精明不是他的聪明，而是他的智慧和远见。当抗战胜利了，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一个夜晚，拔贡自己穿戴得整整齐齐，吞下了一块金子，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留下的拔贡院，被分给了几户当时穷人。

一个生命，本是一粒尘埃，也许，每个人都注定要经历上苍赋予他的荣耀和满足以后，但是最后就倾其一生，结果还是只能是独舞苍穹。其实作为一个他用心聆听风花雪月，轻拈素年锦时，携一缕清风，品尝了山高水长；秉一烛书案，剪过了西窗夜话；以一纸水墨，盈历岁月无声……也就足矣。拔贡的智慧知道一个普通短暂的生命是不能解惑这个世界千年的伤悲和绝望的，他做的是以自己最后的尊严去诠释无言的离殇。

拔贡院因为建筑材料大都是非常结实的青砖和石头，在这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尽管破败、零落，但是规模还在，格局还在。每次我回去姥姥家习惯了在那幽静的小巷子里，装饰精美的彩色石子路上走走，跨过门楼，穿越月亮门，仔细端详那些匠心独具各种砖雕，石雕，木雕以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中国民间的传统故事，当然也有院子主人独特的创意图案。就是在以后我学会了写小说，每每构思起地主家的时候，浮现的依旧是拔贡院。

让拔贡院遭到致命破坏的是这几年，作为这些院子的新主人的后代们，失去了老一辈对于那些楼院的残留的情感，开始了对院落的大规模拆除，在原来的地方盖起来那些现在四处可见的红砖瓦房。

再回姥姥家，我也无处可去了。

注：图片均拍摄于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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