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的读后感大全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是一本由肖珺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页数：1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精选点评：

●根据需要读了本书的第一、二、五、六章。与我的研究兴趣非常相关！感激！但是，很多文中提到的参考文献，在参考文献部分找不到，这个真的非常不方便。

●文中对华人的话语分析比较有意思。

●作者师从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代表学者单波老师。理论的研究和阐释围绕着一个新兴概念“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试图运用三项调查研究将这个概念的理论建构完整。研究的方法很值得学习，但第六章的结束显得有些仓促了。

●大概看了一下，引用的文献很多，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论，可能是很多量化分析都致力于现象的说明。

●完整的读了下来，前两章做的非常扎实，整本书基本设计了三个调查。是一个博士论文的结构，很值得参考。其中有一些金句，就在第二章的某一页左边，上面~~哈哈 印象很深却找不到了……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读后感(一)：共同体不是一个已经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

共同体不是一个已经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鲍曼，2003）我们在研究中已经看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网络空间中连接起多样、大量的虚拟共同体，但是，由于信任的缺失、认同的分散，它们更可能是暂时的利益的结合，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本书选取少数民族原住民、多民族学习共同体和海外离散华人三个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以连接、信任和认同三个维度为支柱，运用了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搭建起解读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开创性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在作者看来，跨文化传播与虚拟共同体能够建立起一种共生的关系：虚拟共同体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跨文化传播是虚拟共同体形成及呈现的路径，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最重要的意义是连接人，他们在互动中建构彼此并形成信任，逐步实现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最终形成认同后的和谐相处。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读后感(二)：《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 ——两个重点问题的思考

本文作者何弃疗，转载请联系作者。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一书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思考界定了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内涵与形成，结合对跨文化虚拟学习共同体、离散族裔虚拟共同体三个具体案例的研究发现揭示了连接、信任与认同三重维度的意义与勾连。以下结合全文内容对《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一书中提到的两个重点问题进行阐释。

1.如何理解跨文化虚拟共同体？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在共同体中个体紧密联系，守望相助，共生排他。他所强调的共同体是在血缘、感情和伦理基础上的自然成长，在此意义上的共同体，在地方中形成，离不开地缘和在场。（p1）

然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席卷，新的通信手段使共同体发生变化，流动空间之中的共同体不再依赖地缘和“在场”，共同体的概念也随着语境的变化不断重构。在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语境之下，个体借由互联网来突破事件和空间的藩篱，实现从地域的缺席到虚拟的“在场”，虚拟共同体成为网络社会中公民集群形成的共同体的途径。虚拟共同体的形成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个体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脱域的共同体以互联网作为信息传导方式，使共同体从实体转为虚拟形态，为个体提供血缘、地缘之外的归属感，满足个体在网络社会生存的需要。（p2）不同于网络共同体对于依托介质的强调，虚拟共同体沿用了滕尼斯对于共同体最本质的界定：共同善和协商自治，“虚拟”一词强调的是共同体存在的一种“形式”。（p3）

得益于不受地理约束的信息传播技术，虚拟共同体的构建跨越了地缘。从实践意义来讲，共同体的成员面临本土文化与共同体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个体身份与集群身份的变迁，虚拟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体现出的排他特性都是跨文化交往和传播的实践行为。（p4）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跨文化传播和虚拟共同体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跨地区与文化流动。因此，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共生的关系：虚拟共同体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跨文化传播是虚拟共同体形成及显现的路径，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最重要的意义是连接人，他们在互动中建构彼此，形成信任，逐步实现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最终形成认同背后的和谐相处。（p4）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虚拟共同体（包括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形成与运行不仅仅囿于网络空间，个体的身份认同不仅在网络空间中流动，同时也在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中相互流动，并能够与传统意义的共同体进行互动和影响。（p6）

2.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三重维度及其相关性

在虚拟共同体中，每个个体通过技术工具进行连接，并逐渐形成信任和认同，从而实现共同目标。（p16）对于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借由跨文化传播的路径连接人，在互动中建构彼此，形成信任，逐步实现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最终形成认同背后的和谐相处。（p4）因此，连接、信任与认同是虚拟共同体的三要素，亦是检视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结构和内部逻辑的三重维度。

连接是构建社会网络的前提，人们通过彼此间的连接形成或远或近、或强或弱的联系。信息时代语境下的连接更为便捷，随着计算机网络与设备的更新换代，虚拟共同体，甚至是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连接变得更为频繁和必要，（p16）每个人都成为意义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然而这种物理连接的盛况之下，情感、信任与认同的建立依然缺失。（p169）本书作者提出了虚拟共同体连接关系的五大特征，分别是：铰链式关系、存在强弱之分、线上与线下并存、高度组织化的联系以及连接的不稳定性。（p16-18）这些特征在针对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数字化连接的研究发现中也有呈现，信息技术虽然联通了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网络的道路，但也控制了他们进入的路径、方式和走向。（p169）媒介垄断带来的鸿沟，割裂了认同与信任的建立。（p69）不稳定的连接随时可能中断，研究对象表现出了对于新媒体的不信任，（p57）看似进入了网络社会的虚拟共同体之中，但却并没有真正成为其中的一员。

多伊奇将信任定义为“信任者队被信任者采取合意行动的信念和预期”，从虚拟共同体角度而言，信任是其团队内部成员进行互动、创新和任务达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本书作者在综合了各学者的因素研究之中提出，对于虚拟共同体信任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能力、信任倾向、角色合理性、任务依赖性以及组织愿景。（p19-20）在针对跨文化虚拟学习共同体的信任研究中，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倾向与能力和信任关系的建立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文化与成员的个体特质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层面上，少数民族成员的宗教信仰使其在互联网上的社交行为更为谨慎；在个体特质层面上，成员的学习主动性、表达欲等都对信任的建立有直接的影响。（p170）除此之外，研究发现由于有效的双向沟通很难达成，以沉默和礼让为特征的冲突性互动行为使得有效形成信任的可能性较低，（p99）而深层次信任的缺位则会逐渐导致共同体的破裂。（p170）

曼纽尔·卡斯特将认同定义为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且一切认同都是建构的。（p21）作者在本书中指出身份认同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同时又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重构；是在既定的时空关系中，群体中的个体/集体对其成员身份和文化归属的认同和接纳态度、以及对性的行为方式；是将复杂的文化结构整合进个体经验的结果，是一种能够使自我获得归属感、安全感和平衡感的认知模式。（p25）在数字传播技术和网络社会的语境之下，原有的意义共同体不断结构重组，使得身份认同表现出了新的变化：身份认同的疆界被打破、虚拟和现实交错、身份认同的混杂性日益现住、去中心和多元化成为重要趋势、文化身份认同的流动性极大增强。（p25-27）在针对离散族裔的跨文化身份认同研究中，作者发现新媒体的使用使得互动频率变高，从而使得合法性、抗拒性、规划性认同的相互转化并非相互更迭而呈现出共时或交叉的趋势。（p129）跨文化虚拟共同体在新媒体社会运动中积极主动地建构起社会认同，并进行调整以期得到长远发展。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建构仍然存在局限性：首先，运动结束之后，利益共同体随即解散，关于“我是谁”的叩问并无解答。其次，虽然在新媒体社会运动中身份认同可以得到表达，但是仍然无法自我建构成为真正的当地人。（p172）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跨文化虚拟共同体多建立在短时目标和利益之上，而真正的跨国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却并未因此得到推动。（p172）

在意义流动、混杂的网络社会中，技术建立的连接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人们联系并聚合为多样的社群，然而要考察共同体的存续，更要关注期间意义与情感的生产，而信任的建立、认同的形成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p168）就本书的研究发现来看，目前借由技术而带来的连接日益频繁，而深层次的信任却并不容易产生，认同的建构混杂且多变，真正意义上的以共同善和协商自治的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建构和维持并不简单。

本文作者何弃疗，转载请注明。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读后感(三)：理解跨文化虚拟共同体

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时空限制，远方与本地的交流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实践的今天，即使文化间的碰撞使得我们游疑与分散，但对于交流与未知的渴望总是促使着我们不断突破壁垒，发出声音。如果有过跨文化交流经历，并在其中曾感到困惑，想要从实践层面探寻一条切实可行的交往路径，那么相信大家看完此书后会有所思考与收获。

（以下是个人的阅读感受，仅供借鉴与参考，如需引用具体内容，请参考原书～）

全书围绕着互联网时代，特殊虚拟形态的共同体——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建立展开，并从”连接、信任与认同”三个维度探讨了虚拟共同体内部更为复杂的特征。

在谈论跨文化虚拟共同体之前，我们先来界定虚拟共同体这一概念。虚拟存在，意味着肉身不在场，是网络社会中人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共同体则意味着有着共同目标的个体，在追求和谐的生活方式和“善”聚集在一起，有机相连。滕尼斯所强调的共同体是在血缘、感情和伦理基础上自然生成的。在此意义上的共同体，离不开地缘与“在场”。阐述至此，“虚拟”与“共同体”似乎被界定为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但事实上，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与信息化改变了共同体对于地方的依赖，越来越多的人基于“趣缘”汇聚在一起，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人们围绕着流动而建构了一个新型的社会，流动着的社会与个体使得共同体的概念在不停变换的语境下得到了重构。因而我们可以说虚拟共同体便是共同体从实体转向虚拟形态的新型共同体。

具体而言，沿袭媵尼斯对于共同体最本质的界定——共同善和协商自治，虚拟共同体也由三个要素构成。首先，虚拟共同体生成的前提便是“共同目标”。共同体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便是实现成员的共同生活目标，最终实现和谐相处的状态，虚拟共同体也不例外。其次，虚拟共同体生成的基础是“身份认同”，媵尼斯曾提到，精神共同体中，成员之间的关系互动使得个体可以在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获得归属与认同感。最后，维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便是共同体内部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亦被称为“共同理解”。虚拟共同体得以维系的便是超越个人利益的共同利益、得到成员认同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观，以及成员互动关系带来的情感纽带。

通过对虚拟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催生的新媒体环境是促使共同体虚拟形态产生的直接因素。在这一因素的作用下，虚拟共同体之中的全球化、跨地区的交流成为了一种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的交往突破时空的限制，在各个地区之间进行“交流”，跨文化传播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在人们从文化转向跨文化的过程中，便需要积极建构文化伦理的多样性互动关系，因为一切交流与互动的可能性都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之中。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虚拟共同体便成为了这一转变实践，即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主体，跨文化传播也成为了虚拟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路径。这二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

遵循着跨文化传播这一路径，我们可以细观虚拟共同体的特征。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而言，虚拟共同体因为不受到血缘与地缘的限制，没有生存需求的束缚，且网络的匿名性使得共同体对成员的约束能力较弱，因而对于共同目标的实现也受到更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连接已经无处不在，触手可及了。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也因为这种连接而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在这之中，信息、知识和情感的流动更加频繁。从网络社会的角度而言，虚拟共同体之中的关系模式是铰链式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关系节点，关系本身是比成员个体更为重要的一种关系模式。在这其中，关系又有强弱之分，强连接促进行为，弱连接传递影响，随着沟通深入，二者也可以相互转换。虽然失去了地缘与血缘的控制，但是在虚拟共同体内部，仍然可以通过共同目标再次实现中心化，从而达到灵活高效的互动。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虚拟共同体仍然具备网络社会里组织机构共有的特性，即不稳定性。在个体享有较大自治权的空间内，个体的文化背景、行为偏好与自律状态等都会成为影响因素。书中通过使用技术接受模型对影响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新媒体使用因素进行了测量，从思维方式、学习风格、数字环境和数字素养几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数字化生存困境。

因而，在这样的连接构成的共同体之中，建立信任对其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学者多伊奇最早将信任定义为“信任者对被信任者采取合意行动的信念和预期”。学者们对于虚拟共同体中的信任进行测量时，往往会从人物和情感两个维度入手，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便是能力、信任倾向、角色合理性、任务依赖性与组织愿景。某一成员具有胜任任务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可以提高其他成员对其信任度，从而形成信任基础，提高信任倾向。通过合理分配角色，共同完成任务，成员之间又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从而拥有更高的组织愿景。这一系列因素环环相扣，契合共同体对于“共同目标”的追求，从而不断提高共同体内部的黏性。

虚拟共同体在经历了连接与信任后，就会转向内部的身份认同。卡斯特把认同定义为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将认同建构的方式划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与规划性认同。合法性认同的建构以社会已有的支配性制度为基础，达到扩展和合理化行动者的诉求的目的。抗拒性认同的社会主体往往是那些被社会主导逻辑所贬低的行动者，他们通过抗议构建自己的共同体。最后是规划性认同，这是一种面向未来发展的建构方式，上述两种认同在经历了一定阶段后都有可能走向规划性认同。卡斯特对于认同的定义与建构方式的区分说明了认同建构的复杂性。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身份认同经历了不断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信息的全球流动加速了意义建构空间放大的速度，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传播结构也使得身份建构的过程更加复杂，虚拟共同体内部认同的建构需要从具体的事件进行分析。

（具体案例的分析请详见书中研究，这里就不剧透啦～）

在不断流动着的、充斥着不确定因素的网络社会中，连接、信任和认同三者是一个相互交织，共同促进的过程。人们相互连接，而后产生信赖的情感，最后在认同之中建构虚拟共同体。这样一个流动的结构性网络便构成了网络社会跨文化传播的路径。事实上，通过书中案例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即使是在每个人都是意义生产者的情境之下、跨国家与跨地区的交往已经成为常态的今天，情感、信任与认同的建立却远不如我们想象中有序与简单，甚至在某些方面其中某个部分仍然是缺失的。虚拟共同体中的交往看似基于“趣缘”，连接与信任似乎更加容易，但其实脱离了血缘与地缘的交往，加入了跨文化因素的发酵后，连接与信任变得更为脆弱，共同体的建构亦变得更为复杂。考察虚拟共同体中的形成与构建时，我们不仅需要考察技术因素在“连接”中所起的作用，更要考虑文化因素在“信任”形成过程中的发酵，以及在复杂的机制中建构内部“认同”的方式。因此，透视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建构与其说是发掘一种共同体存在的新形式，不如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网络空间与人交往的路径，当我们从连接、信任与认同三个角度反思我们在网络社会中与人的交往时，当我们更深刻地去理解这其中跨文化交往的意义时，或许可以使得虚拟交往中“短暂停留”走向更深层次的“交往”与“融合”。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读后感(四)：跨文化传播的虚拟共同体

去年寒假做数字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的文献综述时知道肖珺的，当数据从spacecite中导出时，意外地发现有一个老师竟然专于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按图索骥然后发现肖珺老师还出版了几本关于“数字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类的书”，以此得以找到这本《跨文化传播虚拟共同体》。

当今世界被认为是开放的世界，当今的中国也是开放的中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地球村的媒介生态下，我们也陷入了网络社会所带的挑战之中，其中较为明显的就是新传播技术，特别是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似乎把人类带入到越来越深的孤独之中。

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但却不能使彼此更亲密呢？（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由美国学者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提出的“在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困境揭示了互联网使用背后的新失联现象。

单波老师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到：人的自由天性，总是使人突破地域的交流，即使深知交流是没有保障的冒险，尝尽思乡怀亲的痛苦，也要为拓展自由交流空间而不顾一切。在数字洪流裹挟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将自己的文化身份带入虚拟空间之中，并由此构建成一个虚拟文化共同体，使得素未谋面的人，在共同体中实现情感的共鸣与意义的分享，进而在特定的时刻转化为现实的行动。

多元文化的人如何组成虚拟共同体？肖珺选取了少数民族的数学原住民，多民族学习共同体和离散华裔人士三个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围绕每一个核心议题进行经验研究。提出媒介既是文化交流之桥，又是文化隔阂之沟，媒介的发展不仅延伸了人际交流的触角，也同时带来了新的偏移和断裂。由此，我们必须了解两个概念：

萨默瓦认为文化至少存在五种元素，即历史，宗教，价值观，社会组织和语言。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在(大连接)一书中的结尾提到:文明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们彼此之间要建立连接关系，这些连接关系有助于抑制暴力，并成为舒适，并形成和平和秩序的源泉。人们不再孤独者，而是变成超级合作者。

连接在信息时代变的尤为重要，而且尤为便利。连接有强弱之分，强连接促进行为，弱连接传递影响，强连接能将作为个体的个人连接成群体，而弱连接可以将不同群体结合成更大的网络社会。

从虚拟共同体的角度而言，信任是其团队内部成员进行互动、创新和任务达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西班牙裔美国学者曼妞尔.卡斯特将认同定义为人的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且一切认同都是构建的。社会学家雪莉.特克《虚拟化身:网络时代的身份认同》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自我构建和再构建的社会实验室，我们透过网络的虚拟世界进行自我塑造和自我创造。

数字原住民是指出生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具备较高科技文化素养的群体，这一概念最早由教育游戏专家马克·普伦斯基提出，他把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的一代称为数字原住民。这一章主要探讨了少数民族的数字原住民如何使用新媒体来满足社交、获取信息和学习需求，而新技术在这些行为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数字化生存是他们从小就开始的，也是最习惯的生存方式。他们不仅对新技术使用得心应手，而且学习方式、认知特点也可能和上一代人截然不同。

1、研究的理论框架：TAM3

用于揭示用户对信息技术革命产品的接受和使用行为，提出了激励用户使用新技术的行为意向的两个决定因素：一是，感知有用性，二是感知易用性。

2、研究问题：

1、新媒体如何融入新疆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社会生活情景？

2、新疆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新媒体使用是否具有少数民族的特性？

3、新疆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新媒体接受与使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4、新疆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思维方式是否符合典型的数字化生存属性？

3、研究方法：

A、问卷调查

、深度访谈

“讨论的缺席者”这一概念源于鲁滨逊（1976）对两级传播理论的修正，即大众传播中存在三种受众：意见的提供者、接收者、以及数量更多的、更不关注、更易接受大众传媒直接影响的“讨论的缺席者”。

4、研究结果

尽管新媒体已经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数字原住民是生活之中，成为他们与网络社会链接的桥梁，然而媒介也是横亘在样本与数字世界之间的一道鸿沟，割裂了认同和信任的建立。

根据现有研究对数字原住民的界定，本研究认为：样本的阅读方式、社会交往和学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数字生存方式，但对网络资源的利用尚无充分；样本高度从沉浸于网络环境中，但缺乏相应的数字素养，而数字环境也并非自由而丰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比较数字移民更加沉浸网络世界，但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数字原住民；他们的生存方式已逐渐脱离传统走向数字化，但依然面临种种困境，这种数字化生存方式在根本上仅仅是一种幻想。

媒介作为无处无在的沟，他实现着某种感知偏向、文化偏向的延伸。媒介也是一座无限延伸的桥，它形成了路径，手段，方式等控制。（p73）

曼纽尔·卡斯特：流动空间并未渗透到网络社会里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不论是在先进或传统社会，都生活在地方里（local），且人类在感知这个世界时，仍以地方为基础空间，地方仍是一个其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且在物理临近性只界限内的地域。（p76）

1、研究对象：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新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8名研究生

2、研究方法：访谈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包括深度访谈法、焦点访谈法、问卷调查访谈法等收集数据，此外辅以问卷调查与参与式观察进行补充。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读后感(五)：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跨文化连接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是学者肖珺的学术专著，该书从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理论界定出发，关注少数民族原住民、多民族学习共同体和离散华裔人士三个群体，综合运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文本分析、浸入式观察等多种研究方法，搭建起连接、信任与认同的跨文化互动框架。

随着20世纪末网络社会的崛起，“我们所在的世界已经数字化了”。（卡斯特，2001）新技术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为人们打破地理区隔形成虚拟共同体创造了可能。（P16）在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连接问题上，本书聚焦少数民族群体，分析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网络连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文化身份特质对建立信任和认同的影响。

不同于传统社会以地域为基础的连接关系，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正在因为连接而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技术的发展使得交通与信息沟通更发达，数字新媒体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它让信息、知识和情感的流动异常频繁。（P16）虚拟共同体的连接关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铰链式关系。虚拟共同体是基于连接性的网络社会的构成单元之一。在虚拟共同体中，成员之间因为共同的目的，通过“铰链式的联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小规模的社会网络，关系本身比成员或个体更为重要。尤其在跨国、跨文化的虚拟共同体内，这种铰链式联系的特征更为明显。（P17）

线上与线下的关系并存。虽然虚拟共同体的连接依托于网络技术的支撑，但虚拟共同体并非仅有线上的联系。（P17）作为线上虚拟连接的补充，线下连接并不会被完全取代，二者同时存在于虚拟共同体的信息交换和情感交流之中。

高度组织化的联系。虚拟共同体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连接起来，也可以在共同体内通过共同目标实现中心化。这种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结合能将关系更好地组织起来，从而实现灵活高效的互动。（P17-18）

连接的不稳定性。社交网络的存在使得社会关系变得脆弱、技术化和社会心理化，当虚拟共同体失去其共有的价值取向、共同目标后，成员间的关系同样将面临挑战。同时，作为技术系统的信息通信技术也并非坚不可摧，一旦技术出现故障，整个虚拟共同体的维系也将受到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共同体中的个人既可能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同时也可能接受他人的选择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技术系统或系统的设计，抑制自己的自治权。此外，个体的文化背景、行为偏好及自律状态、隐私要求等因素，都会影响虚拟共同体的稳定性。（P18）

“数字原住民”是指出生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具有较高科技文化素养的群体，这一概念最早由教育游戏专家马克·普伦斯基(Marc Prensky)提出，他认为这一代人成长于富技术环境中，对于复杂的数字技术有更深刻的认知，也更能够胜任对技术的使用。（P29）作者以新疆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新媒体使用行为及影响因素。

（一）理论基础：TAM模型

Davis（1986）以TAM模型揭示用户对信息技术革命产品的接受和使用行为，他认为激励用户使用新技术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二是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其基本观点认为外部变量影响用户对某一技术系统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间接影响使用者的行为意向：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决定用户的行为意向，并最终决定用户的实际使用行为。（P35）

本书以TAM模型为基础，对关键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如下：（P36）

感知有用性：少数民族学生使用数字新媒体进行专业学习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对学习效果提升的程度；

感知易用性：少数民族学生主观认为使用数字新媒体进行专业学习和社会交往所付出的努力程度；

行为意向：少数民族学生对使用数字新媒体进行专业学习和社会交往的意愿；

使用行为：少数民族学生主动使用数字新媒体进行专业学习和社会交往；

社交需求：少数民族学生在使用数字新媒体进行专业学习时进行社会交往的需求。

社会影响：对少数民族学生重要的人(同学、老师、家人)认为他们应该使用数字新媒体；

网络环境：少数民族学生使用电脑或移动终端上网的设备与网络环境；

绩效期望：少数民族学生希望通过使用数字新媒体进行专业学习和社会交往所获得的能力提升程度。

（二）连接行为：社交、信息获取和学习性使用

1.少数民族原住民对新媒体的社交使用

研究发现，由于部分样本在寄宿制中学就读，为与家人取得联系而拥有手机。非智能机的网络功能有限，因此QQ成为使用最频繁的即时通讯工具。（P45）随着样本逐渐适应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社会交往，样本更加注重社交媒体的便捷性和私密性，而微信对社交关系链的筛选更为严格和封闭，能够为私密社交提供保护屏障，微信成为样本更频繁的社交工具。（P46-47）

新媒体能够扩展民族学生的社交范围和关系来源，在族际交往中新媒体实际上起到联结的作用。当样本想要学习汉语、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时，会主动寻找不同民族的用户并建立联系。此外，微信的技术可供性使得多语言交流更加方便，民族学生能够使不同语言的输入法，或直接使用语音交流。新媒体的技术可供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语言、文化区隔，巩固了特定场景的社交关系的延续。（P47-48）

2.少数民族原住民对新媒体的信息获取

新媒体已经成为样本主要的信息获取来源，获取信息这一需求也成为样本接受和使用微博的动机。（P53）研究表明，样本对休闲娱乐类信息有非常积极的获取意愿和主动的搜寻行为，但对时事类的严肃新闻意愿消极，甚至不关心，获取方式非常单一地来自腾讯新闻推送。尽管样本对本民族和家乡信息保持关注，但在行为上仍然消极，从不主动参与新闻事件的讨论。（P51）

3.少数民族原住民对新媒体的学习性使用

研究发现，样本已经接受数字化的学习方式，他们获取学习资料的首选渠道是网络，但并未掌握有效、科学的搜索方式，也没有精通利用数字技术帮助学习的能力：单纯依靠搜索引擎而不是从垂直网站获取不同类别的信息；简单使用关键词搜索，并未尝试高级搜索；样本不会主动辨析资料来源与可信度，也不了解专业的内容网站和学术网站。因此，笔者认为样本未能利用数字媒体有效地提升学习能力。（P52-53）

（三）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新媒体使用的影响因素

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本书验证了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有积极影响，社会影响、社交需求、私密性、网络外部性和绩效期望对感知有用性产生影响；民族特点、社交需求、网络环境对感知易用性有显著影响。（P74）

同时，行为意向对使用行为的作用受到民族特点、宗教教义的直接影响，尤其是民族与宗教中的政治因素；民族特点会直接影响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技术接受行为。其中，少数民族个性普遍比较保守，因此会约束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自我形象，在微博使用过程中以旁观为主，甚少参与话题讨论。宗教教义对民族学生的行为有直接的限制作用，也会要求教徒在公开场合言行保守。同时，由于宗教和民族的特殊性，其中的政治敏感会限制民族学生的数字新媒体使用行为。（P74）

此外，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样本在新媒体使用行为中呈现出鲜明的少数民族特征。首先，由于新媒体内容与媒介形态以汉语为主要呈现方式，因此汉语水平差异会给少数民族大学生阅读和理解汉语媒介内容造成一定的障碍，进而影响样本的新媒体使用行为；同时，社交媒体提供了不同的语言输入和输出方式，让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够与不同语言背景的好友交流，进而学习不同民族的语言，提高语言能力。其次，少数民族文化较为保守，样本在学习上仍然延续传统风格，强调个人化而非社会化协作，更倾向与本族同学合作。（P74）

（一）数字思维方式：注意力消耗，不信任

面对海量信息推送，调查的样本的确如数字原住民一样注意力较为分散，但这种分散不是与技术发展同步的，而是在拥有数字技术设备后被新媒体的技术形态强迫造成的。样本显然不善于合理分配注意力，注意力的损耗使他们难以同时处理多重任务，并给他们的生活、学习造成困扰，因此部分样本会主动离开新媒体以获得更为集中的精力。（P55）

此外，样本对即时信息的传播效果和新媒体的社会可供性并不信任，怀疑网络信息的真实性，缺乏对自媒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依旧信任传统媒体。对新媒体传播内容的处理和反馈更偏向个人化，少将自己置于社会化的情境中。但另一方面，样本的保守与个人化有助于他们保持对新媒体传播效果和传播内容的批判性反思，而这一认知能力的缺失正是学者们对数字原住民的担忧。（P57）

（二）学习风格：个人化，课堂传授式

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学习风格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①大多数样本对学习资料的获取渠道的知晓依赖他人的推荐，资料来源更信任传统的纸质阅读方式。②学习遇到困难时更多地倾向寻求教师的帮助，与同学的交流互动集中在课堂场景，课余时间很少发生。③小组任务通常是由教师指定，并且没有具体的分工，鲜有主动合作的情景。与同学的合作多发生在需要共享资源的情况下。挑选小组成员时更愿意与本族同学一起合作。④语言学习时体现强烈的主动性和协作性。（P60）

（三）数字环境和数字资源：高度沉溺，低效利用

少数民族大学生沉溺于数字环境中，而非沉浸。受到经济条件和客观环境的限制，样本拥有的技术设备较为单一。数字设备的缺乏和单一使得样本在成长过程中延续传统的阅读方式和学习方式，缺乏媒介基础知识和使用技能，而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也忽视数字素养的教授，样本信息检索和信息利用的渠道单一，对信息的利用效率很低。（P61-62）

文化上的语言差异也限制了样本对网络资源的获取。我国的数字环境建立在汉语的基础上，数字内容的呈现和数字设备设计都以汉语为主，以民语内容呈现的网站和资源并不能满足样本的需求，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水平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媒介内容的阅读率和理解力。此外，政治环境也限制了新疆地区的网络接入和对外联通。(P62-63)

（四）数字素养与新媒体素养：讨论的缺席者

“讨论缺席者”这一概念源自鲁滨逊（1976）对两级传播理论的修正，即大众传播中存在三种受众：意见的提供者、接收者，以及数量更多、更不关注、更容易接受大众媒体直接影响的“讨论缺席者”（Denis McQuail,Sven Windahl,2008）。

本研究认为新闻传播学专业少数民族学生在新媒体时代成为“讨论缺席者”。民族间语言的不便给少数民族学生使用以汉语为主的微博造成一定壁垒；而保守的民族个性约束少数民族学生在开放性的微博平台上的言行，强调产品对私密性的保护；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处于网络基础设施资源匮乏的地区，上网设备及网络环境的劣势限制了样本的网络使用；而涉及民族问题的政治敏感，给少数民族学生在网络上的言行形成压力。宗教教义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同样的，新疆地区频发的宗教问题涉及政治压力，对样本的新媒体技术使用有直接的限制作用。（P64）

通过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新媒体使用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建构了新的情境，满足了他们的信息获取和社交需求，成为他们与网络社会连接的桥梁，但也控制了他们进入的路径、方式和走向。接受并使用新媒体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发挥主体性的过程，由于媒介垄断环境的不平衡，媒介基础知识和技能的缺失，他们看似进入了网络社会的虚拟共同体之中，却没能真正成为其中一员，情感、信任与认同的建立依然缺失。（P169）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网络空间中连接起多样、大量的虚拟共同体，但是，由于信任的缺失、认同的分散，它们更可能是暂时的利益的结合，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个人被赋予更多自由和路径连接到全球互联的网络之中，并在这个流动的世界之中寻找新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建立新的信任与认同，共同体不断地破裂，又不断重构。（P173）

参考文献：

肖珺.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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