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的读后感大全

《名山》是一本由徐坚著作，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名山》精选点评：

●选题很好，但是感觉正文章节不是很能撑得起理论架构。

●非常幸运，入门读到这本书

●角度新颖，材料扎实，理论凌厉，文字精致

●为什么还是有种理论和史料贴不上的感觉？？

●前几章尤其好

●可能是目前这个领域中文的最好的书了 私心五星给书中引用的那些博物馆学家们 Hooper-Greenhill, Pearce, Sandell 亲切的名字 美好的记忆

●很喜欢，有时间会写篇读书报告。

●尾章提及早期中国博物馆学的著述，经比源自棚桥源太郎，欧美理论以及过滤后的一些西方观念，仅是实践愿景，并非产物。而在棚桥学的理论分类下，无论是普通还是专门，层级还是管理等等之类，1949年以前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展现出出乎意料的社会覆盖和代表能力。本书主要内容即大量论述中国各类博物馆肇始及发展，资料相对充沛翔实。从发展历程来看，珍宝式到地方性博物馆，再到社会需要教育式博物馆，早期的中国博物馆无不包含着这一脉络。不过，如果要说是思想史，感觉似乎仍旧缺了些什么，虽然隐含思想变迁。

●按需。

●An okay survey

《名山》读后感(一)：反思的力度

從昨晚開始，已經將緒論和第一章讀完。作者目前問世的三部（《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古博物館史》），皆是分量極重的著作，作為同是考古出身，他對藝術史產生反思的深度和力度，將會或正在超過李零的三部考古藝術文集（《出山與入塞》、《鑠古鑄今》、《萬變》）。就拿這部來說，張謇博物苑也是要提的，但之前從未有過反思，只是作為某種標籤化的描述性敘述。但國人首辦的博物館并不等同與第一間中國博物館，早先已有了徐家匯、震旦等。這種說法無疑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但還有著蘭台、石渠等前博物館時代的中式潛流。不過，前博物館並不是博物館，其欠缺公共性是最大的缺陷。這種秘密性在現在的新名物學上也存在。名物學是考古學、藝術史較少對器物個案進行研究之外產生的異數。在快速的學科化將智識扁平之下，它當然有著積極作用。但異數終究是異數，這種新也不真的新，而是襲舊。一則簡單地比對并不在方法論上產生貢獻，二則個人化書寫難以進行“復刻”，即仰慕者眾，學生者寡（民間私淑者不論），當下開始過熱的“金石學”也同它有非常近似的情況。

《名山》读后感(二)：多元视角和人文关怀下的博物馆史

近年来，国内关于博物馆史的写作屡次被提起，却少有佳作出现，偶有几卷本厚厚的某某博物馆史的出现，大多也是诸家博物馆各自作传，视角难免偏狭，在方法论上也难脱传统博物馆学的影响。《名山》的出现，是以新博物馆学方法写博物馆史的一次尝试，为博物馆学界讲述本学科发展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的研究范式。《名山》延续了其姊妹篇《暗流》的关注视角，聚焦被主流声音所掩盖的“暗流”传统，尝试还原作为新事物的博物馆逐步融入中国社会这一过程。同时，作者将故事的主角从博物馆机构本身转移到了为创建博物馆而付出努力的博物馆人，试图从丛杂的史料中勾勒出学科初创期先贤们为博物馆事业求索和奉献的历史。

作者之所以以思想史的视角来试图重构中国早期博物馆史，是因为对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线性史观的不满。作者认为“过于简化和僵硬的社会发展史框架长期占据正统地位，导致以直接因果律解释历史变迁和以宽泛的社会背景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博物馆史乃至博物馆学的思想困境”[1]。而随着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博物馆史也面临着重新书写。另一方面，国际博物馆界的新博物馆运动也引起了博物馆学研究的范式转型，对传统的反思和多元研究视角的介入，尤其是对物的认知的根本性转变促使了对于博物馆历史的新的思考。“博物馆史并不是具有纪念活着阐释价值的物质如何汇聚成博物馆馆藏的历史，而是超越了孤立的物件，指导如何收藏、保存、

本书的研究方法也可明显看出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全新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对于“情境”的强调都与博物馆学的研究视角相联系起来。博物馆的“情境”主要是强调博物馆中物本来所归属的族群及其原始功能，“情景化”构成与“博物馆化”相对应的观念存在。而作者多次提到的“情景主义”似乎更偏向于当时促使某个行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普遍规律”相对应。在各主要章节对各个类型博物馆的创建历史的追溯过程中，作者也一直强调放于特定情境中，认为人们收藏、展陈、研究、阐释等每个环节都是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试图通过关注一定历史背景下特定历史人物的主动行为与博物馆机构的关系，发现行为背后的主观因素，或者说是背后的博物馆思想，以此组成思想史的逻辑。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判断标准是站在现实的角度去看历史，关注的是留下了思想遗产的那些闪光的人物——“为了前瞻而后顾，为了去脉而追溯来龙，这才是回望的真正价值”。

文章的结构体现了作者在立论中所强调的多元的视角。首章讨论中国近代博物馆起源问题，强调了日本的中介作用及西人创建博物馆的重要地位，重新发掘西人的暗流传统，肯定了西人创建博物馆在自然史方面的贡献。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于史料的选用，并没有使用单一的史料，而是将官方史料和民间史料结合，在还原历史背景的前提下突出具有主动性的重要人物的作用，破除后世追溯源流时基于某种情绪刻意美化和掩盖史实的情况。第二至第八章以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叙述展开，可以概述为帝室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都市博物馆、教育性博物馆、考古博物馆、生物和地质博物馆、大学博物馆。这样分类可能并不准确，因为帝室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的叙述基本还是遵循民国初期博物馆发展的时间线来进行的。这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关，是无法绕过去的论述主题。而之后各类博物馆的分类及举例则体现了作者的博物馆观念和关注点的特殊性。“情境主义”在叙述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连缀当时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行动来展开的，在特定的时代和区域，如何征集展品，如何陈列，如何与社会群众互动，如何自我定位。尾章又重新梳理了博物馆组织和早期博物馆学研究的过程，重现了被掩盖的日本博物馆学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国内博物馆界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时至今日仍是如此。

新博物馆学的影响不仅仅是新的类型的博物馆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对方法论上的转向。而对于国内学界来说，似乎只有“从物到人”或者说“以人为本”这一个面向，其他的影响则被掩盖了。再加上博物馆界历来对理论的轻视，使得传统博物馆向新博物馆学的转向出现间断性和区域性缺失的特点。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从新博物馆学的理论层面来重构博物馆历史，其实是博物馆学界的反思的结果。但全书的写作方式和关注的角度似乎更偏向于史学方法论的文化转向，对于传统写史方法的反抗，对于被掩埋的历史事实的发掘，对于多元、微观的历史的追求。对于中国博物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作者抱着瞻仰前人和继承遗产的态度，以平等的视角观察各种类型的多元化的博物馆群体，表达了对于前贤们敬意。博物馆作为外来事物，如何融入中国文化土壤中本来就是一个难题，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代。我们回溯那个时代的博物馆，首先想起的往往是破败的展厅和毫无逻辑的摆设，往往忽略了那些物件背后为之付出的人们，他们是怎样怀抱着热情摸索着中国博物馆的前路。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此书向我们展示的充满人文关怀的早期博物馆情景。

《名山》读后感(三)：“绪论：告别收藏史” 个人笔记

《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

【目次中只有一级章，故笔记中列出章以下的节名】

早期的博物馆史都被简化为社会发展框架下的收藏史，而非思想史：

“博物馆史并不是具有纪念或者阐释价值的物质如何汇聚成博物馆馆藏的历史，而是超越了孤立无坚，指导如何收藏、保存、展示和阐释的思想的历史”

1.1 temple or forum

由CameronD.在1971的论文引出（The Museum, A Temple or the Forum），新博物馆运动下成为了“毋庸辩论的状态”。70年代重组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并非思想史上的先声，而是建设性和可行性解决思路的创造。

总之，自此，“重置”博物馆学必然引发“重置”博物馆史。【本书就从这个角度开始重置中国博物馆史了】

1.1.1 定义的更代

定义/界定/ICOM的持续变更，代表了馆藏要素的相对弱化，以及作为介质表达的沟通、教育和阐释价值的强化。

参见《博物馆伦理规则》73、88、00年的修订 etc.

1.1.2 博物馆物质文化的重新定位

开头“新博运的整体贡献目前被严重低估”，是何道理？参见《A Ca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分析出运动的两个层次，（1）博物馆视野和时间的拓展（2）理论和方法的提升。不能将新博运等同于生态博物馆，不是整体变迁的全部，这只是一种新生类型，一种实践结果。

物质文化的转型才是其关键性的贡献，当然，其中对物质的理解更新是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物质就是文化”。物质文化研究不再是描述性和传统鉴赏家式的，而是多元、互动和情境主义或者历史特定注意的观察立场。

1.1.3 两种博物馆，两种博物馆史

介绍福柯“有效史”观念影响下的新博物馆学史学观。

1.2 思想史的下降和收藏史的上行：作为思想史的博物馆史

“meet each other half way”，相互接近以形成新历史的观念。

1.2.1 思想史的边缘化和超文本化转向

20世纪初，新史学奠基者James Harvey Robinson

1949年，米勒《新英格兰思想》思想史学科标志之作

福柯解构线性历史；社会史挑战僵化的思想史

考古学生成情境主义研究的范式，Ian Hodder

艺术史母题、形式关系和表现的层进式阅读方式，Meyer Shapiro

1.2.2 收藏史的诗意性和政治性逆袭

引用Susan Pearce观察，collection（practices）对应的是poetics还是politics？

收藏史是人主动、能动的行为；收藏史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

1.3 博物馆史的情境主义叙事

1.3.1 基于再现的多元格局

从内容层面，到再现层面的多元意识。

1895年，George Brown Goode博物馆类别区分，墓地到苗圃的比喻。

1949，Alma Stephannie Wittlin迥然不同的对入藏方式的分类！

1987，Krzysztof Pomian入藏动因的分类，揭示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

1955/1988 日本对博物馆的二元分类，对应“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的维新观念

分类本身就逐渐多元化和情境化了

1.3.2 在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中往复

1930，Frank Jewett Mather反对复原展陈品的原始环境，推崇“博物馆价值”

新博运，系统表达和运用情境变迁观念

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是收藏成为馆藏的必要过程

博物馆的情境观念脱胎于物质文化研究，是后者在博物馆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

19世纪中晚期，孤立的物质研究，在人类学考古学中普遍存在

20世纪初，人类学出现情境意识，客观描述转向功能主义分析

1922，Alfred Radcliffe-Brown提出的推测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观转移了人类学焦点，从具体的器物，到制造和使用器物的人群和文化，从技术观察到对物质的文化观察。

Radcliff和马林诺夫斯基倡导，长时间在被观察的文化中浸淫，以获得整体性内在视角，形成民族志书写范式（1922 The Andaman Islanders，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40s，情境意识转变为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象征主义，整体性认识文化，研究众多

1940s，考古学，Renfrew提出遗物的情境三要素，基体（matrix）、出处（provenance）、关联（association），情境尚局限在遗址的遗物上，不强调遗物发展脉络、亲缘关系，发现的主观性和外部影响。

“因此，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中，得到修正和完善的情境应该至少包括物理性情境-空间性情境、物质性情境、发现性情境-学术史情境”

1995，Schiffer在行为考古学中建立“转型”概念，与去/再情境化关系密切。

transform分为自然转型和文化转型；“任何考古学发现都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后埋藏转型之后才被发现的”（参见Behavioral Archaeology：First Principles）

去/再情境化也是“往复”的、不会永久固定下来。

1.3.3 是文本，更是诗歌和神话

博物馆本身作为物质文化研究的对象，参见苏珊 佩尔斯

1995，On collect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Collecting in the European Traddtion 收藏史利用物质建构有意义的物质环境及自身的过程

1992，Object and Collection： A Culture Study 收藏研究必须包括收藏史的层次；收藏史传承的价值观、当代表述以及个性冲动等要素合理作用的结果。

佩尔斯提炼了收藏和收藏实践一组概念，并提出了诗意收藏和政治收藏。通过去/再情境化，馆藏建立起来；展陈是另一种去/再情境化，实现了博物馆的呈现。

诗意与政治的冲突，多在展陈中体现。诗意内涵，政治外在；常设展是神庙，而特展是论坛。

“只有连接物质和精神，跨越从文本到神话的物质文化研究方法中，才可以见到物质聚散和空间移易背后的人群和思想的跃动”。

【PS. 书不必全看，史料不必记诵；不要轻慢细节，也不要拔高理论，自勉】

《名山》读后感(四)：藏之名山 《名山》之藏

继《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之后，徐坚教授又推出新作《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前有《暗流》，后有《名山》，一山一水，既有画境，又有禅意，且颇令人兴起“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的“机锋”。倘若把“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附会为史学中的实证主义，“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比附成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解构主义，那么“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当是在参透文本前后左右语境之后的观想与重现，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便是“从客观描述走向阐释性和情境性再现（representation）”。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说明立场决定视野，陈述（narrative）自有语境；孟子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则强调了“渊源脉络”的重要。就中国博物馆史而言，作者指出“试图从博物馆发展历程中挑选一些‘典型性’或者‘关键’事件构成连续的发展线索，并印证特定的‘发展规律’是徒劳无益的，采取具有历史特定主义倾向的情境分析成为重整博物馆史的必经途径”，因为“按照时间早晚将内容和价值不同的博物馆混杂一体”对于研究者而言固然便利，却不能带来实质性的知识增长，反而会混淆脉络，而“作为社会文化实体的博物馆的基本馆藏和展陈的设计，以及博物馆存在的智识和物质情境，才真正具有阐释价值”。“情境”（context）是理解作者学术思想的关键词，这个源于新考古学的概念在徐坚教授《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中曾得到深刻展现。而移用此法来反观中国考古学史和博物馆史，《暗流》与《名山》两书便闪透出迥异于文博和历史两界时贤著述的光芒，耳目一新，发人深省。

全书除“绪论”“余论”外，主体部分共有九章，分为“权舆：从封闭单线到开放多元”“化私为公：以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为中心的帝室遗产转型”“体国经野：从帝国博物馆到中央博物院”“都会意象：以广州市立博物院和上海市博物馆为中心”“其命维新：民众教育潮流下的博物馆群体”“荷锄殿堂：作为公共事业的考古学与博物馆”“科学之光：生物和地质博物馆的出现和成长”“道不孤也：早期大学博物馆群体”与“和声：博物馆专业组织和博物馆学的初成”。从章节标题上即可感受到作者择字词之精与用心力之深，同时亦直观展现出全书的逻辑内容与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多元面相。始于“权舆”，收于“和声”，其始也翕如，其成也绎如。贯穿始终的，则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交融”。

开篇之际，作者就表明此书“情境主义”的博物馆史研究取向，试图“超越单线式年代脉络”，而从具体博物馆的基本馆藏与陈列设计，以及博物馆创建和运作的“知识和物质情境”入手，重建一个“开放多元”的近代博物馆面相。反观中国近代博物馆史研究，自1930年代以来，便形成一种以时间顺序编写系谱的方法典范，影响至今，突破者甚少。如作者所言，已经显露出“这种作业方式在观念和方法上的贫乏”。当然，基于编年的实证研究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自然不能摒弃。1980年代傅振伦、梁吉生、宋伯胤等前辈学者大力拓殖的这一领域，今天依然有继续深化和扩展的必要。和近代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研究水平相比，近代博物馆史研究无论在方法还是材料扩充上，皆大有空间可供发展，如一翻《名山》所录中文和西文参考书目，毋庸多言，读者亦能自行领会在此一领域内中国与欧美的差距。遗憾的是当下中国博物馆史研究成果偏少，而在有限的成果中大多又属低水平重复或者肆意拼凑，甚至对于既有学术成果亦充耳不闻，乃至继续沿用几十年前的史实性错误，学风与规范更有待加强。故而《名山》之问世，无论在方法资料还是学理学风上，皆值得取法借鉴。

通过“情境主义”的研究取向，近代中国博物馆不再是单线编年史上的孤立之点，但也绝非逻辑分明、阶段清晰的发展序列，而是呈现出一种“初诞期的多元格局”。“多元并不基于创立者国籍身份的差异，而是博物馆的主题及其表达的知识体系的差别”。作者在解构掉“最早”的概念之后，认为执意于打捞绝对年代意义上“缺乏智识遗产价值的‘最早’环节是无意义的”，需要“挣脱单纯的时代线索的诱拐，确认在后世博物馆中真正得到继承的遗产成分”。由此出发，作者重建了以震旦博物院、南通博物苑、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广州市立博物院、云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馆、湖南省立博物馆、安徽图书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等为代表的二十余所近代博物馆机构的创设因缘、藏品与陈列形成的具体情境，以及所依托的社会与智识情境，并以动态眼光讨论了博物馆在运作过程中与地方政治、学术的关联和互动。如作者指出“迟迟未能落实的历史古物收藏刺激了聚集在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最早的本土考古学家，导致广州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组织和刊物，甚至形成了有别于安阳传统的‘西江考古学’”；中国缺乏自然史收藏的传统导致科学博物馆20世纪初“甫一开始就极具实用倾向”，抗日战争时期“生物类和地质类博物馆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国情和乡土教育机构”；华西协和大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博物馆的变迁则“忠实地反映了大学的教育理解和经营策略的转型”“大学博物馆史就是大学史的特殊面相”等等，皆足以反映出该书的鲜明特色，即将本致力于物质再情境化的博物馆本身“物质化”，再以当下全新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整体性、情境主义）去讨论作为“物质”的近代“博物馆”，从而再现“博物馆”与知识、社会、权力、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惟有如此，才能超越旧有的博物馆史叙述范式，真正从新博物馆学的立场出发，物质成为文化，旧博物馆学的博物馆史也相应转换为新博物馆学的博物馆史。

“无论从馆藏内容和结构、展陈方式，还是以馆藏为介质的教育和表达上，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多元面相都是确凿无疑的”，这是作者的基本结论，更是以“情境主义”解读大量期刊、报纸、档案等文献资料得到的实证结果。如果考虑到18世纪以来西方博物馆藏品的多样及由此导致博物馆类型的千姿百态，即会发现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多元面相”与博物馆的故乡欧洲相比，还是差距不小。这个差距，一方面固然是欧洲作为“博物馆”的原产地，英法德意又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致；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作为舶来品的“博物馆”，长久以来对其历史之认知常常趋于扁平化，博物馆被剥离出丰富的历史情境，仅沦为一个名称或几段肤浅的描述性文字，还有大量博物馆似乎被学术史“遗忘”。如1926年3月李济在山西安邑县便参观了“县衙门的博物馆——房公祠”，此或为民国初年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成立专司古物保存职能的“古物保存所”。根据1933年度教育部的统计数字，当时全国共有博物馆68所，包括省立18所、县立45所、私立5所。而古物保存所竟有118所，省立2所、县立112所、私立4所。根据李济的描述，安邑县陈县长“是位大学生，古物收藏家”，很注重保存境内佛教造像和碑碣，但“划了一条相当明确的界限：宋代以后的石刻一律不予登录”，这或许提示了在现代考古学知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县级博物馆或古物保存所只能依托于传统金石学的一个“智识”情境，但也提醒着我们博物馆作为后发事业的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多元面相”似乎还有继续拓展的必要和可能。

《名山》一书，仅是书名就颇值玩味。太史公有云“藏之名山”，可见名山与“藏”的关系，而近代博物馆的本质，正是将各种类型的“收藏”公于天下。近代中国，西潮涌入，而作为整体的所谓“西方”，其实亦是一个想象出的概念，落实在实践中，还是渊源于历史文化传统各异的英、法、德、美、意、日、俄等具体国家，最终造就如陈寅恪戏言“非驴非马”的近代中国。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万壑奔流、千峰争翠、新旧激荡，熔（或尚未熔）于一炉，《名山》即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鲜活的近代博物馆图景。当年“名山”林立，至今尚有遗泽，所以我更愿将徐坚的《名山》和《暗流》，比作中国博物馆史和考古学史领域内的《山经》与《水经》，不仅是经典的名山之作，更是宏观的研究指南；而在中国博物馆学领域内，亦一洗理论之匮乏与文字之平庸，以作者特有灵动思辨之笔，融汇域外学理覃思，身体力行、亲身实践，书写中国知识。如有后人再续学林“名山”，相信此书定然独占一峰。

（《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徐坚著，科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定价68元）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9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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