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卷》读后感精选

《万卷》是一本由王宇根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7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万卷》精选点评：

●复杂精细的分析，很有西方的逻辑思维的特征。值得多啃几遍。

●不好。

●问题真不少……刨掉误读以外，论证真心很单薄……一个完全可以被认可的结论，其实也不是那么好论证的呢

●问题提得很好，但解决得一般

●从书中可以读出很强的研究对象的时代感。可能议题的过于集中导致整体感知偏浮泛，尤其是写作的实践讲的不够。宋代作为阅读史的考察对象的确很有趣，所以既然写的相关背景较多，那么直接从阅读史切入会不会更好？"文本越充沛易得，其拥有和消费之间的关联则变得越弱"（P204），倒应是囤书事业之戒。

●手术后病房里看完，其实还可以，但是学术敏感多稍欠，漏过了不少可发挥的点

●绪论还行，正文真是东拉西扯，花里胡哨，不知所云。山谷《戏呈孔毅父》的颔联明明很好理解，非要抓着个“露珠”扯些有的没的，是在考验读者的耐心吗？两星给选题，生气！

●看来以前对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误解很深额，呵呵。

●论证感觉没有达到看绪论的心理期待……一个是可能就像作者说的一样，基于条件和选择，用的是体现情感反应的资料；另一个是篇幅上而言讲物质背景偏少，阅读上也感觉对于二者联系的论证没有那么有力。

●小失望。一则材料略嫌单薄（尤其前半部分），论述时不免过分稀释、强为之言；二则前三章与后两章颇有割裂感，更不提有标题党之嫌的书名。山谷诗学与北宋晚期的印刷文化这两端并没有彻底打通，只能说是“仿佛若有光”；而观全书用意，当正是要在二者的交界处立说，可惜每逢关节处便有顾左右而言他之感。相较之下四五二章稍好些。《斧柯》一章存疑之处颇多。

《万卷》读后感(一)：三联版书名使人愁

《万卷》一书的副标题是“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参照英文原版，书名为“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则三联版书名大成问题。

首先，“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对于中文语境，实在难于理解。“诗”可以阅读和写作，“诗学”的阅读与写作如何可能呢？提要中说，“（黄庭坚）诗学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是试图找到一种新的阅读和写作方法”。“诗学实践”和“方法”均很要紧。

理解有障碍的地方，往往隐藏着错误。英文书名的直译，大概是“万卷：阅读与写作在黄庭坚诗学中和在北宋晚期”。“诗学”的定语，应该是“黄庭坚诗学”，而非“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次序的颠倒，含义大不相同。“北宋晚期诗学”，书中讨论过吗？

确实，此书英文书名如何妥当地翻译过来，值得琢磨。如何能概括准确又避免过长，并不容易。这里试译为——“万卷：黄庭坚诗学及其时代的读书与写作”。

不用“阅读”对应“Reading”，是因为“读书”一词对于古人而言更为确切。“读万卷书”也扣合了本书正题的意旨。相信书名还会有更好的译法！诸君教我。

《万卷》读后感(二)：从中国诗学的转变看唐宋转型

内藤湖南以西方历史比附中国历史，提出以宋代为中国中世、近世分水岭的观点。这样一个抽象的观念必须放回历史事件中审视，才能形象立体，而王宇根的《万卷》实际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视角。

在进行论述之前，必须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历史是一个流，不存突变。

王宇根以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为切入点，前三章按照模型的建立、方法和程序的重要性、作者能力和写作技巧的磨砺和滋养的顺序，展示了在北宋晚期印刷术推广的大背景下，诗人们对于诗歌理论的创新——抬高杜甫的地位，作为青年诗人的学习对象；诗的来源是前人各种作品，所以诗人精读泛读结合后方有作诗基础；反对对于“法”的蔑视，强调诗人成长过程中的反复历练。换句话说，对于从《诗大序》“诗言志”、《诗品》“直寻”、《文心雕龙》“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以来的，强调与外物感应同时、当场的作诗方法的中世文学理论，经过黄庭坚为首的诗人群体的反动，成为了我们目前依然浸润其中的主流古典诗歌理论——一个创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良好的读者。

这个转变的最大动因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其原因要返回物质生活——印刷术的发明与广泛运用。随着大量文本的印刷出版，带来了以下现象：一、书籍成本的下降，二、原本意识的出现（对于从手抄本继承而来的大量异文的焦虑），三、对于诗文源流的兴趣（“无一字无来历”说的基础，便是大量稳定的文本同时存在），四、传媒的出现……

《万卷》读后感(三)：【转】姚华：印刷文化视域下的诗学考察——评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节选）

【摘要】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是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黄庭坚及宋代诗学的重要著作。该书论述了黄庭坚诗学观念中的法度与典范意识，揭示了阅读在黄庭坚诗学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并将对“阅读之法”的重视视作诗人对印刷技术发展所造就的新兴物质文化现实的积极回应。书中所呈现的问题意识以及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足兹借鉴，同时也留下了值得进一步思考与讨论的话题。

《万卷》读后感(四)：读书破万卷：从豪言到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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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在21世纪的今天，杜甫这联名句早已妇孺皆知，并被人们当成教育孩童“多读书才能写好作文”的要诀（并且是那种被说得最多、但被践行得最少的要诀）。但是实际上在杜甫的时代，由于印刷技术和成本的限制，坐拥万卷书城恐怕是帝王们才能享有的特权，大部分人只能依靠手抄本来进行阅读学习和维系某些典籍的传承，所谓“万卷”，只不过是杜甫又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修辞而已。而进入北宋时期，印刷技术的发展改良使得阅读不再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万卷书城也变得不再是遥不可及，印刷文化的兴起直接改变了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也对北宋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无疑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的王宇根副教授于2011年出版的《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就试图从北宋急剧繁荣的印刷文化和黄庭坚坚定并且独特的诗学理念入手，来解答江西诗派诗学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和隐喻：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斧柯、雾豹。在王宇根看来，北宋时期印刷文化的骤然发达，使得人们获得书籍的门槛极大降低，很多士大夫家庭拥有藏书的数量激增；而黄庭坚等北宋晚期诗人认为，如果想要有法可循地提高自身的文学创作水准，对古人作品的大量阅读就成为了必经之途；而印刷出版的兴起正给这种诗学取向提供了生存和可资实现的土壤——“读书破万卷”再也不是书生的一时豪言，而成为通往诗人之路上的圭臬。

尤其是黄庭坚所推崇的“读书破万卷”的杜甫，更是在北宋被经典化、神圣化，一举确立了其诗圣的地位，“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愈）”，从伪王注、伪苏注，到赵次公注本、黄鹤本、九家集注、集千家注——名目繁多的注疏本也让杜诗的忠实信徒黄庭坚笃信，杜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无一字无来处”，而这也正是基于“读书破万卷”之上，一个新诗人若是想在作诗上有所成就，就必须要熟读古人经典，然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来形成自己的风格。

作为学术殿堂中研究传统最为深厚的文学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一度遭遇到某种学术研究上的瓶颈，研究对象日趋微末细琐，研究的广度难以拓展；而彼时肇兴的文化研究彻底将学者们的思路打开，文化研究更多地考量研究对象所身处的社会语境和文化环境，文学研究的范式被极大的拓宽和更新，而物质文化（如印刷术、手抄本）也是以比较文学为学术底色的学者最为擅长的论题，仅就王宇根在哈佛东亚系中，田晓菲、蔡九迪（Judith Zeitlin）、魏爱莲（Ellen Widmer）、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等都是研究中国文学与物质文化关系的著名学者，倪健的著作《发于言、载于纸：唐代诗歌的制作与流传》（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还获得了2012年的列文森奖，其后更是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有学者甚至撰写了长达75页的书评与其论争。而王宇根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正是倚重了文化研究的方法、旨趣和思路，试图通过对黄庭坚诗学思想的外在社会语境和内在诗学逻辑追本溯源。

《万卷》同时还从黄庭坚最为倾心的一些文学隐喻（斧柯、雾豹）来探讨黄庭坚眼中“一个诗人的自我修养”，其论证过程非常精彩，但是本书还是有相当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本书虽名为“万卷”，乍看起来是希望从北宋图书印刷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创作，但书中有近乎三章的内容几乎游离于书题，只有几处偶涉“万卷”，而整本书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也显得颇为散漫，作者侧重了黄庭坚诗学中的某些面向，但除了印刷文化能为黄庭坚及其同时代人践行“万卷”的“诗人养成之路”提供外部可能性以外，作者似乎也未能对书籍印刷和流传对黄庭坚诗歌追求（雾豹）之间的联系做出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探讨。如此看来，如果书名改为《斧柯、雾豹、读书、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似乎更为妥帖，对于读者来说也更为清晰。

其次，本书翻译自作者2011年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的英文著作，但美国学界对关于中国文学的学术著作出版和博士论文写作的要求与中国大陆有较大区别。对于美国学界来说，中国文学算是外国研究，在写作上更重视核心观点的论述和论证；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多在英语世界中不得不详细解释的前提，其实都是耳熟能详的“缄默的知识”，所以中文学术著作相对更注重细节和考据。近几年引进出版的学术著作，如王汎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吴飞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在译介过程中，作者都针对国内读者在论述重点、书写策略和细节讨论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增删和调整。虽然并未一字一句核对《万卷》的中英两版，但从中文版的内容上来看，作者似乎未能在很多细节之处提供更为详实的考据和征引，很多可以引申和发挥的地方，王宇根更为直截和节约地只做了基本的论述，而很多需要补充更多论据和仔细探讨（甚至可以枝蔓性地延展）之处，也被相对简单地几笔代过，所有这些使得本书在某种程度上略显干涩、稍欠“丰腴”。

然则《万卷》仍不失为一部极具启发性的著作，一方面它秉承了物质文化研究一脉的学术新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看待北宋晚期文学风尚的全新视角，另一方面它也并未堕入文化研究经常“用力过猛”的陷阱之中，一味追索社会语境与文化环境对文学的各种影响。《万卷》对黄庭坚及其同时代诗人诗歌写作过程中自我磨练砥砺的深入探究，极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理解北宋时人们的阅读生活与精神世界，从一个历史剖面上，向我们展示了“万卷”在不同时代模糊但却丰盈的文化内涵。

《万卷》读后感(五)：穿透外表，触摸深意——《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读后

这本书一共读了两遍。第一次是在中文版刚在国内问世时的2015年，第二次是在去年九月。选择重读，因为这是一本让人印象深刻的学术著作。

本书的摘要和绪论传递了很重要的四个信息。一，北宋由于印刷术及书籍产生的繁荣，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期之一。二，黄庭坚的诗学是以技法为中心、以阅读为根基的新诗学，其理论和实践核心，是以一种新的阅读和写作方法，对印刷文化进行有效因应，同时延续和发扬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三，十一世纪总体思想文化中有对方法和规范性指导原则的向往。四，近年来有一受到关注的学术思潮是——思想，包括文学观念和诗学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属时代的特定物质文化状况和现实有着比我们以前所认识到的更为密切的关联。

作者观察和切入问题的角度很有趣。例如对于为何会关注到黄庭坚诗学前无古人的特殊性，作者说，“把诗歌的源头置于外部物理世界和自然秩序之中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功和魅力之关键所在。”这一观点，和钱穆先生谈及文学的起源时所说“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抑或我们传统认为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应有感而发的观念有一脉相承之感，正因如此，《万卷》的作者王宇根先生认为，“然而，这一新的诗学模式对诗人受外物激发而产生心灵感应之后的过程，对诗歌产品是如何产生的，诗人从自然和外界所接受的刺激如何在语言学和诗歌的技术层面上实现为诗的问题，亦即因受外在刺激而产生的难以触摸和难以抓握的内在情志如何转化为具有可感可观的物质形式的诗歌作品的方式、途径、过程和环节，则基本不予关注”，于是一方面，他引入次韵诗这一在黄庭坚时代风行的诗歌体式证明，新事物的出现弱化了诗人和外部物质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关联；另一方面，他提出了黄庭坚诗学中，在外物刺激、自然感发以外，诗歌写作当中包含的意志（信念）、技巧（方法）、努力（勤苦）等其他更为重要的成分。

然而，作者虽然始终着眼于把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时代语境之中，但在完成研讨的过程中，他却时刻留意于黄庭坚其人或者说每一个诗人个体的特性和意义。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作者援引潘伯鹰先生的观点认为，作为黄庭坚诗歌特点之一的“写景的真实性”，最终来源于作者人格上自始至终的一贯性，因为黄一生中都是一个忠实于自我内心的人，所以无论他写什么，都是其真实自我的流露。

第二，作者认为为黄庭坚赢得名誉的不是其他，是心无旁骛，即对诗歌写作技巧和方法单纯的、执着的、不懈的追求，这是他的人格也是其诗歌的显著特征。

第三，“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产生不是源于人生中的快乐，而是源于痛苦和磨难——个人生活的失败，未实现的梦想，贫穷，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失意和经常与之相随的贬谪和流放。”

第四，更有意思的是，作者不但通过以上论证强调了个体特性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他甚至直接从黄庭坚那里找出了证据，说明就连黄自己也相信，“一个诗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其作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

至于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黄庭坚的诗学特征，除去摘要中简要的概括性说明以外，作者当然有更为详细和具体的解读。例如第一，方法对写作的至高重要性，以及获得方法的途径——阅读。在黄那里，想要成为一个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读者；第二，通过生活琐事的描写谈论诗歌写作，进而描绘其间的不易。即，写作诗歌并非是灵光一闪的容易事，相反，好句好诗是需要下功夫从个人的智识库当中搜求的。第三，黄庭坚对于经典的阐释总是出人意表，比如管中窥豹的含义在他眼里，焦点从以管窥豹的局限性转向了被窥视对象豹的内含价值，再比如对庖丁解牛等一系列典故，都成了黄庭坚用来支持个人创作理念的生动佐证，这不妨说是潜藏在诗歌作品背后的、思维模式上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当然，所有特征中最显著的，也是这本书力图证明的，仍是黄庭坚对于技法的重视。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作者在提到吕本中这一江西诗派的后劲时，引用了其《夏均父集序》中关于“活法”的一段文字（“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并援引他作认为这是对黄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的调节、修正和进一步发展。然而联想到书中也一再征引到的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之“不烦绳削而自合”语，我想，其实我们是否也能够这样认为：黄对于规矩和方法竭尽全力的遵循，其最终目标何尝不是要超越这些规矩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诗学和以往的诗歌创作观点似乎又是殊途同归的。

同样，对于摘要中的另一要点，十一世纪这一时代背景特点，作者也在书中进行了多次不同角度的描述。他认为，黄庭坚的诗歌写作理念表明十一世纪总体文化中有对于人为干预的新兴趣，而黄庭坚和苏轼对于陶渊明诗欣赏的不同理由则显现出这一时代文化中对新东西、新观点和新角度的热烈渴望，至于对杜甫的狂热兴趣则体现了那个时代渴望宏伟和模式指引的思想文化。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如此一轮又一轮对于时代求新求变的论述抛出一个问题，即，十一世纪是否存在一种对于前人已取得不朽成绩的超高度的敏感和自觉？

除了上面这个问题，本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还提到了以下这个他认为有待进一步讨论的命题：诗歌命运所依赖的，其实是解诗者心中、外加于作品本身之上的一个阐释框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存在有一种极大的主观而不是客观力量在掌控文学作品的命运呢？但是，又如《万卷》一书的结尾部分特别提到的、杜甫诗集在公元1059年的刻印促成其成为最高典范一样，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的又是一种相较而言更为客观的事件对于诗人及其诗歌的影响。然而一个可资对比的案例是，徐铉集早在公元1017年就刻印了，为什么其人其诗却没有在后世造成很大的回响呢？通过以上三个面向的讨论我们可以归结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文学作品在一个甚至很多时期的受关注程度？更进一步而言，在从沉寂到热烈又或者复归沉寂、热烈的受容进程中，是否存在一个或一些人、一件或多件事，甚至一种或者很多种大的社会环境，在对前述这一曲折过程不断进行着建构？毫无疑问的是，具体到不同的个体身上，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不同的答案。

最后，在上述信息收获之外，《万卷》一书还在研究方法上给人以很好的启示。首先，是作者对雾豹寓言的阐释演变以及黄庭坚本人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用意进行的文献发掘与历史流变梳理，这是两个生动的案例，昭示着阅读和对过去文学作品学习、评价及整合的重要性。其次，是方东树在解释谢眺“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一诗时，本书作者总结出的三种文学理论阐释原则：一，知人论世；二，比兴传统；三，同代写作实践和批评话语的语境。

“阅读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得；更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识别事物内在本质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穿透一个完美建构起来的文本的光滑外表，而进入隐藏其后的深层结构和意义之中。”这是本书作者在论述阅读对黄庭坚、对文学写作的重要性时发表的看法，同样也是我在前后两次阅读这部著作后的感受——

如果说，黄庭坚是通过穿透和解构经典文本，取其中所需以重构他的诗学，那么在我看来，《万卷》一书也恰恰是通过穿透和解构以黄庭坚为中心的无数个文本细节，最终完成了作者想要建立起的研究和叙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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