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机读后感精选

《全球危机》是一本由乔弗里·帕克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58.00，页数：202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全球危机》读后感(一)：人类浩瀚历史下的危机与变革

全球危机这本书简直是绝了，写的是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刚开始以为只是简单的流水账，历史太宏大了，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找寻出规律不是一件难事，但是把整个历史的脉络用环境史来串联，非常不容易。作者用强有力的证据，找出十七世纪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崩溃之间的关系，实属不易。

在这本书里，你能看到中国的明朝，同时期江户的日本，还有荷兰等国家。如今将碳中和，大力倡导低碳能源。在全球化备受考验的今天，同样有重大的意义。我书读的少，从环境危机来讲述的作品，读的还不多。这本书大开眼界，以为自己的历史读的很多，但是这套丛书还是刷新认知。

首先这是一部扎实的学术作品，是有事实案例的，不是作者主观臆断的。作者的博学兼具了综合分析和突破性的深入思考。近年来，世界不太平，蒙古的黄沙，澳大利亚的火灾以及新冠肺炎，是不是大自然在预警着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找寻到十七世纪，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一切是巧合吗？十七世纪也有瘟疫，同时也有革命，有昌盛的大明王朝，有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有神圣的罗马帝国，这些强权国家纷纷陷入动荡。

人类历史命运一次次发生改变，这是巧合吗？气候变化与环境变化导致了社会崩溃？在全球化更加密切的今天，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读历史而知今，敬畏大自然。在广阔的历史长河中，这本书为未来也提供了假设。本书也对驱动危机的各种变量进行了精彩绝妙的分析。如果有10星的话，我一定给这本书10星。

第一遍已经读完，但是不过瘾。这本书需要反复读！

《全球危机》读后感(二)：是赶紧想办法化“危”为“机”，还是啥都懒得做最终走向毁灭？

2021年5月7日的山西省城太原，一大早的空气质量就已经处于“爆表”状态，突出其来的扬尘天气不出意外地导致了一个“500”的数值。虽然无法称之为昏天黑地，但也相去不远了，也就没必有关心具体那些细化指标如何。到了晚上10点，却仍然是污染指数高达260的重度污染程度，其中PM10是194，PM2.5是210，同样不容乐观。

空气质量不好，倒是可以减少外出，保持一种非必须不外出的状态——似乎也就如此。这样的一种状况，估计不会有人想到更多，比如和政治、经济、军事、历史什么的联系到一起，似乎是一种未免杞人忧天般的烦恼。

但是，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对此有不同意见。他非常有耐心地研究了十七世纪中期的气候与当时的国家命运与民生诉求，通过对从1618年到1680年代仿佛令人瞪目的政治、经济、社会种种变局抽丝剥茧般的分析——或者毋宁说是一种有现象有本质的展示——后得出了结论：当时的情况下，世界所经历的种种危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气候变化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人类社会不是“触怒”了上天，而是人类自身的活动深刻地导致了气候失去了正确的轨道，而遭到了气候变化的“反噬”！

不难想象到，17世纪的这段“漫长”的场景，其实不止能发生在17世纪；也会发生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比如1815年也曾经是一个“无夏之年”；也会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比如今年已经上演过几次的可怕的扬尘天气，比如愈加无常的“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现象，比如温室效应导致的地球海平面上升等等，这些无论是近在左右的气候变化，或许仿佛“远在天边”的气候变化，并非孤立的、偶尔的，而是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一种常态化，就像温水煮青蛙一般，让人类社会越来越“适应”这样的一种环境状态。只不过，现在的这些变化，已经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也正在采取越来越多的措施，试图阻止甚至逆转这样的一种变化趋势。

但对于仿佛很“遥远”的1618年到1680年代，对于当时发生在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甚至大洋洲的种种气候变化，以及实际上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各国、国与国之间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变化。它们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在当时却很少有人看得出来——或者说确实是有一小部分人“看到”了，也把气候变化与之建立了某种联系，而是归咎于自己的失误、罪过，或者归咎于别人的过错……没有人看得长远，在当时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发生在今天，还会有人觉得气候变化与自己关系不大或者没什么关系，那就很不应该了！

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有这样的表述：“一个气象学家提及，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正确，一只海鸥扇动翅膀足以永远改变天气变化。”如今人们更加熟悉的表述则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混沌理论已经证实了。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却足以引起一连串的巨大反应，一点儿都不稀罕，而是非常有可能。

发生在十七世纪全球范围内的可怕“危机”，从中不难发现有混沌效应在“使劲”地发挥使用，只不过它躲在幕后，让当时的人们根本没能看出来，也一度迷惑了后来不少人的眼睛。他们只看到了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未能指导自己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毋庸置疑，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却是会重演的。三四百年前发生的一切，在当时能够发挥效应，在今天同样也可以，而且破坏性会更加大。

假如真的存在所谓的“上帝”，他或许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可惜不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拯救人类命运的责任，只能是落在今天世界的每一个身上。某种法则已经决定了，“流浪地球”是不可能的，不要想多了。要想有效地、更早地化“危”为“机”，就非得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不可，具备事不宜迟的紧迫感非常有必要。

所以接下来，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并且最广泛、最大限度地付诸实施，那简直就是一种坐视被毁灭的非常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留给今天人们迟疑、犹豫的时间其实早就没有多少了……

《全球危机》读后感(三)：生而为人 需要勇气

时代

尽管不愿意对“更喜欢哪个时代”这一问题给出确定、简单的答案，我仍可以明确地表明对17世纪更加着迷。在那个百年中，人类社会遭遇了空前绝后的全方位打击，但同时也奋力从历史的弯道拐上了直道。自然灾害、宗教变革、内战外战、朝代更替以及划时代的科学革命，都交织在这百年中。追本溯源和抽丝剥茧并不是容易的事，但总想尽可能地理顺错综复杂的脉络，试图找到形塑当今世界的缘起。

时常难掩对当下的厌恶之情：饱和度超高的音量和色彩，目光所及之处充斥的戾气和脂粉气。可理性观之，并没有哪个时代真的更纯粹、更美好。如果置身于杰弗里·帕克《全球危机》中的17世纪，命如草芥的我恐怕没机会矫情。这本大部头著作极尽详细地从全球视野描述了一个由丰富史料堆砌成的修罗场，天灾人祸，时运乖蹇，血雨腥风，饿殍遍野，万物如刍狗，共情心强的读者必定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如我生于斯时，命运几何？

纵观书中出现的芸芸众生，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僧侣商贾、孤儿弱女，无不被各种灾难与变革裹挟着，或力挽狂澜，或助纣为虐，或悲天悯人，或嗜血贪婪，或改天换命，或消极沉沦，真是无比精彩的一幅人间浮世绘。其中印象深刻的两位都出自英格兰——查理一世与爱记日记的塞缪尔·皮普斯。前者刚愎自用、屡出昏招，哪怕做对一次可能都不至于人头落地；后者则在大瘟疫期间仍纵情享乐，甚至视为上帝恩赐的美妙时光。与此同时，却有一大批学者们，在氤氲衰气与熊熊大火的末日审判中仰望苍穹，试图窥探宇宙的奥义。伽利略、开普勒、第谷、培根、笛卡尔、波义耳、胡克、牛顿、哈雷，他们是乱世中的人类之光。

书中在每一个历史变革中，都试图找到影响进程的引爆点。即便作者避免用“转折点”“相变”来明示一个时间节点或决定性事件，但事实就是小概率事件仍然起到了无法忽视的决定性作用。历史的发展走向本就是由大概率事件与小概率事件组成的“致命合力”决定的，我们也无法断定两者的权重。不论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还是人性贪婪、丑恶的展现时，引发的后果都是无法预料的。一粒沙显然不是沙堆，一亿粒沙肯定是沙堆，那么第几粒沙的落下可以称其为沙堆呢？

找到节点纯属虚妄，但结果一目了然：17世纪后，东西方世界走上了不同的跑道。经过科学革命的欧洲，一下甩开了身位，领跑至今。李约瑟难题仍有争议，如要追其本源，恐怕得回溯两千多年。事实不是我们的苹果不如邻家的大而圆，而是我们的桃树根本结不出苹果。不过，杞人忧天、妄自菲薄不可取，只把四大发明挂在嘴边也大可不必，文化自信体现在血液里、骨髓里，这是毋庸置疑的。苹果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把时间轴再放长一点，前路仍漫漫，我辈当自强。

在寻求“总危机”本因的路上，作者反复强调要避免陷入如辉格派史家“先射箭再画靶”那样的解释误区中。气候史这个角度并不新鲜，“小冰期”和“总危机”也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关键在于认知理念。天灾导致人祸，消灭灾害就规避了社会动荡——如果世界是依照这样的因果律运行，也许我们会生活在童话里。爱因斯坦有著名的两句话，“世界最不可理解之处就是它的可理解性”和“上帝不掷骰子”。这昭示了自17世纪科学革命建立的以理性思考和实验主义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思想，即宇宙自然遵循严格的因果律和确定性。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统计物理学可能才是这个世界运行的真正法则。不管是一个自然人的生死，还是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都取决于概率。人类得以摆脱困苦、跑上直道，难道是运气？“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难道没有意义了？这听起来有点悲观，那么没有确定性的因果律可循，我们又该如何？

作者在前言中曾提及：

在后记处，他又根据泰晤士河防治水灾案例抛出了一个看似两难的抉择：

这就是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终极答案：既要尽可能影响大概率事件，也为小概率事件的后果未雨绸缪。既不能作经验主义的蚂蚁，也不能作纯理性主义的蜘蛛，而是作一只培根的蜜蜂。如何选择应对方案，如何配比资源需要大智慧，如何直面灾害需要勇气。恰如罗曼·罗兰的名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17世纪的先哲们，在生死攸关之时克服对死亡、苦难、邪妄的恐惧，用无比的勇气寻求新的秩序与希望。我们同样也需有勇气面对不可知与不确定，奋力前行。不论身处何时何地，总要思考些什么，做点什么。生而为人，需要勇气。

另：本书读来确实不轻松，也需要勇气。最后向作者、译者、编者致敬，每一页都能看出你们的专注和努力。

《全球危机》读后感(四)：气候影响下的十七世纪

《全球危机》这本厚达1400多页的书已经摆在我的案头三个多星期了。阅读这本书无疑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相当多的知识储备，毕竟，它实在是太厚了。全书分为五部分，22章。全面阐述了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介绍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所面临的灾难和战争，进而阐述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内容详实，立论深远。

作者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是一位历史学家，现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安德烈亚斯·多帕伦欧洲史教授、莫尚国际安全研究中心成员，英国学术院院士，曾获得2012 年喜力历史（Heineken Prize for History），2014年凭本书《全球危机》获得英国学术院奖章（British AcademyMedal）。 另著有《腓力二世的大战略》《军事革命》《莽撞的国王》《皇帝》等书。 这是他的著作第一次被引入国内， 作为甲骨文丛书的一种出版。

十七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世界各地发生在十七世纪的战争要多于二战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根据史料，欧洲各国只在1610、1670、1682三个年头享受了完全和平。中国和莫卧儿帝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陷于连绵不绝的战争，奥斯曼帝国也只享受了10年的和平。

详细来讲，明清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而征战了60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西班牙君主国的大片地区爆发的叛乱引发了内部冲突。德意志诸邦国在进行三十年战争，法国经历了一场持续五年的内战；莫卧儿帝国在经受皇位继承战争。种种迹象表明，战争取代和平成为十七世纪人类社会的常态。

这些大事件的发生背景是极端天气现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域都在1614~1619年经受了一场严重旱灾；1616年，日本遭遇了17世纪最为寒冷的春季；1618年，亚热带的福建降下大雪；1620~1621年，欧洲和中东的冬季格外寒冷；在1616年到1621年间的六年当中，墨西哥谷地和弗吉尼亚有五年遭受了干旱袭扰。最后，1617年和1618年标志着太阳活动持续性异常的开端：太阳黑子先是出现锐减的迹象，接着几乎彻底消失。 前一段所提到的事件正是自然与人类灾难的“致命合力” 导致的严重后果，全球似乎爆发了“总危机”。这种“总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好在人类凭借自身的努力度过了这场危机，并实现了新的跨越。

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同样面临类似的气候变化，只不过是全球变得更加温暖。同样，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我们也见证了革命的时代，冷战的开始与结束。在新世纪，新的形势和新的时代同时促使我们去面对新的问题。大疫情、G2关系协调、中东错综复杂的局势、欧美俄的三角关系等等。对国人而言，更多的可能是内卷、延长劳动时间、延迟退休、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红利消失、PM2.5等等。这都需要新的行动和思维来解决。

无论如何，都需要勇气去发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止步不前。即使会感到疲惫，但还要继续前行。

对于那些希望真正掌握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揭示17世纪复杂性的人来说，这本书是无价的。强烈地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对人类社会如何在一个特别艰难的世纪中生存和发展感兴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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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关于十七世纪中国天气部分，推荐阅读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 （1890.3.7-1974.2.7） 先生发表于 《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的《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其中涉及到十七世纪的内容部分节选如下：

在这五百年间，我国最寒冷期间是在十七世纪，特别以公元1650一1700年为最冷。例如唐朝以来每年向政府进贡的江西省橘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和1676年的两次寒潮中，完全毁灭了（叶梦珠编：《阅世编》，载叶静渊《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45页，四类第十四种“柑桔”）。在这五十年期间，太湖、汉水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三次。鄱阳湖面积广大，位置靠南，也曾经结了冰。我国的热带地区，在这半世纪中，雪冰也极为频繁。

在这五百年间，我国物候材料浩繁，非本文所能总结。为了与十四世纪以前的物候材料作比较，这里只选择最冷的十七世纪的两种笔记中所见的物候材料加以论述。一种是《袁小修日记》[29]。明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608一1617年）间，袁小修留居湖北沙市附近的日记。另一种是清杭州人谈迁著的《北游录》。叙述公元1653一1655三年间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这两本书，详细记载了桃、杏、丁香、海棠等春初开花的日期。从这两个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算出袁小修时的春初物候与今日武昌物候相比要迟七天到十天。谈迁所记北京物候与今日北京物候相比，也要迟一、二星期。更可注意的是，十七世纪中叶, 天津运河冰冻时期远较今日为长。公元1653年，谈迁从杭州来北京，于阳历十一月十八日到达天津时，运河已冰冻；到十一月二十日，河冰更坚，只得乘车到北京。公元1655年，阳历三月五，谈迁由京启程返杭时，北京运河开始解冻。根据谈迁的记述，可知当时运河封冻期一年中共有107天之久。水电部水文研究所整理了1930一1949年，天津附近杨柳青站所做的记录，这二十年间，运河冰冻平均每年只有56天，即封冻平均日期为12月26日，开河平均日期为2月20日。而据谈迁《北游录》所说，那时北京运河开河日期是在惊蛰节，即阳历3月6日，比现在要迟十二天。从物候的迟早，可以算出两个时间温度的差别。据物候学上“生物气候学定律”[31]：春初，在温带大陆东部，纬度差一度或高度差100米则物候差四天。这样就可从等温线图中标出北京在十七世纪中叶冬季要比现在冷2℃ 之谱。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英国C·P·E·Brooks是二十世纪前半期最有成绩的作者。我们把他所制的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图与中国同期温度变迁图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如十二世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是在欧洲，十二世纪却是一个温暖时期；到十三世纪才寒冷下来。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也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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