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为天职读后感摘抄

《科学作为天职》是一本由[德] 马克斯·韦伯 / 李猛 (编)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科学作为天职》精选点评：

●有人从西珥呼问我， 守望的啊，黑夜如何， 守望的说，早晨将至， 黑夜依然， 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 可以回头再来。

●大一就曾读过冯克利译的《学术与政治》，当时有一定触动，但没有高潮（可能跟我从小是学渣有关系，学渣总是比学霸们慢半拍）。而隔了那么多年再读，触动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毕竟，当下处于和平年代的年轻学子与1917年上下德国的那一代年轻学子的求学心态以及所面临的社会情境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其实更喜欢韦伯的另一篇演讲《以政治为志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感觉其更有现实针对性。韦伯发现当时的德国虽是经济上的巨人，但却是政治上的侏儒。而与此同时，韦伯又敏锐地注意到在不同民族的生存竞争中，经济发达的民族并不总是在政治上占有优势。因此，韦伯给出一个重要提醒：要把经济的力量转变为政治的力量，而这需要国家有意识地去做。即需要建立或依赖一个政治上相对成熟的阶级，以能够担当民族国家政治的责任。

●本以为这本书能解决自己至少部分困惑，然而勉力读完后我被韦伯的悲观击倒。虽然拥有激情，但我无法对科研这一职业全力投入，并且为不时窥见的无意义感生出恐惧，这本书让我认清自己不可能把科学当做天职，能平凡地过好生活便是毕生追求。我已经决定放弃学术道路，仅仅把博士当做普通学业完成，希望自己不要再为科研大哭了。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 我们都抱着对学术的迷茫来翻开这本书，希望从韦伯那里得到启示。但是韦伯却用他的冷峻和清明，打破了我们全部的幻想。卡勒尔的话反而相当合适：“我们如此长久地凝视着深渊，几乎看到我们自己的毁灭”。不过，还真喜欢李猛老师，不管是讲座还是论文，就他一个人在说人话：“只有找到通往人性的道路，活着就不只是苦难驱使被管理下的纪律与义务，而在内心中拥有可以品尝的喜悦和学而不已的快乐！”但愿我们都能找到这条道路。

●实然与应然的鸿沟横亘在眼前无疑是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但正像洛维特所暗示的那样——自然权利、辩证法以及诠释学仅仅只是被“声称”具有跨越这一鸿沟的功效，李猛所谓“通过传统回到人性本身”，进而可以“重新找到生活真正的可能性”的“人的科学”，最终也是流于幻想与空话而已。不管生活的价值是否应该回答，应该由谁来回答，先成为一名专家，做点具体研究的同时不失“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的美好初衷，到底不是坏事。

●最近时常陷入对未来的怀疑和对当下处境的无奈，本来想通过重读篇演讲寻找答案，但是韦伯直白地告诉自己没有答案，而且不会有答案，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吧，价值不需要任何人施舍给自己，而需要自己赋予自己价值，韦伯希望学生在诸神之战中选择自己的神明，可能韦伯自己就选择了科学这个神明吧，“科学价值何在？”“无价值，只因为自己的信念。”

●其实只读了韦伯和李猛写的，写的很深得我心，就像韦伯另外两篇关于志业的演讲，充满着老年人的敏锐和圣徒般的自我奉献精神，尽管韦伯不认为教师有资格成为先知，但他事实上就在这么做。所有要从事学术的学生确实都应该读读这篇文章。

●触动最深的是这两句，“一个人，如果无法像男人一样担负我们时代的命运，必须告诫他，最好保持沉默。”和“在教室里面，唯一有效的品德就是朴实的理智诚实。”

●北大哲学系李猛老师编选的以马克斯.韦伯百年前做的经典演讲《科学作为天职》一文为核心的文集，不只收录了由李康老师重译的这一演讲原文，还分上下两编，分别收入了韦伯同时代学者对该演讲进行评论和回应的六篇文章，以及渠敬东、应星、李猛等国内学人对该演讲进行的阐释和中国化语境解读。这样丰富而多元的文章组合，将韦伯演讲的文本意义、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展现到极致，非常值得细读和收藏。

《科学作为天职》读后感(一)：面临深渊拒绝幻想

思想史上很少有谁的演讲能像韦伯阔论学术与政治的两篇演讲结成文字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反复阅读长盛不衰了吧？拿《科学作为天职》来说，这篇对科学在当代的命运透着悲观论调的演讲，何以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感，首先源自它是韦伯自己一生学术（及政治）事业的高度总结，它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僚化和理性化的“祛魅”的时代，科学本身面临的内外困境，作为外在的职业，在官僚化管理下“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作为内在的天职，在被除魅的理性化专业化时代，科学失去了往昔一切确定的价值，变成了彻底的手段性知识。科学无论如何不生产世界观，它必须在价值面前止步，但科学作为理性化的技术，却能让人们拥有一份“清明”，让人在做价值选择时，是经过了理性对经验的整理和对价值的考察的，也就是说科学最后迫使我们说出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要为自己这个要什么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价值的非此即彼的抉择斗争以及实现价值所采取的技术上的后果），这就暗示了一种职业自律下的“责任伦理”。科学的看不到头的晦暗前途，并不意味着彻底的虚无，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承担！韦伯以其自身为榜样，展示了一个面临深渊却拒绝幻想拒不妥协的英雄形象，这是韦伯演讲所蕴含的力量的深层根源。正如Bryan S. Turner在为卡尔·洛维特那本《韦伯与马克思》的序言中所写道的，韦伯最终没有明确地逃离专业化和理性化的铁笼，但对他来说“这里唯一可信的答案是坚忍不拔的决心”。

本书主编李猛编选了德国知识人围绕韦伯《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而来的争论文章，同时选取了国内学者以韦伯演讲关照当下中国学术职业状况的文章，进一步让我们看到韦伯演讲穿透时代的力量；李猛本人提供的长文更是以韦伯的方法论文章和新教伦理研究重新诠释了韦伯的这篇演讲，祛除了通常对韦伯所谓“价值自由”的相对主义误解。

最后说一下翻译，由李康翻译李猛校译的演讲正文，总体说来流畅通达，对比已出的几个译本，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了，除了我个人觉得由韦伯口中说出“我的一个门生”比较怪异之外，其他都很好，唯第26页上数第一段漏掉了韦伯所引尼采对“末人”的批判一句，似乎不应该啊，研究者早就指出尼采对韦伯的影响。编校上有一处注释把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错成了《西方的兴起》，似乎也不应该。

《科学作为天职》读后感(二)：理智者会达成共识吗？

这是其实是一道不成熟但有意义的辩题。不成熟之处在于关于“共识”这一概念的理解，赞同者和反对者往往在难以在何为“共识”，哪一种程度上的一致称得上是“共识”这两个问题上纠缠不清。而其意义又在于他给我们以机会在韦伯的语境之下去探讨，高度理智化或社会提倡理智化的背景之下，人和人之间是否变得更加容易获得一致性。如果是，那又容易了多少。

理智化是韦伯在论述科学发展与价值关系是专门阐述的概念。韦伯将其解释为“只要想知道就能够知道”的信心逐步增强的过程。这一理智化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过去被神秘主义、宗教神学所合理化的价值取向失去其原有的光怪陆离的庇护。而成为了人们赤裸裸坚持的对象。例如人们坚守道德品质不再是为了迎合神的的道德准则，而变成了为的坚守道德而道德。在这种情形之下，过去被神学战争所掩盖的价值之争变成了短兵相接的情形。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被韦伯所谓的“领袖”所裹挟。但同时人们又不得不面对科学技术在“除魔”这一功能上的局限。正如韦伯所言，高度理智化的人仍然我无法完全解构价值观，因为理智或者科学本身无法证明价值的优劣与否。在这一点上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依旧是绝对的。所以最后正反两方的辩论事实上变成了对理智化过程中，价值与非价值的理智二者二元对立矛盾运动的阐释了。在这一点上以韦伯的观点上来看则充满了悲观的图景。

但是有一点值得被提醒，理智化与对自身价值观的明确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呢？当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在理智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对自身宗教信条规则的信仰，他不再坚持每周做礼拜，不再坚持少有的饮食禁忌，自己理所当然坚持的事物被夹逼为简单的条条框框。这是韦伯所遇见的二元对立状况。这作为哲学上的思考是值得的，但是进一步推理到社会文化批判的层面是，则忽视了对主体是否铭记自身价值这一点。韦伯似乎预设了每个人都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个完整后不甚完整的价值观，并且在之后的过程中人们会时刻铭记着这一价值观。但是价值观本身有可能被忘记，尤其是某一信念本身无关紧要的时候，人们会倾向于忘记。比如说穆斯林在某一时间点忘记饮食禁忌的案例。可以说，理智化与价值观的二元对立结构可能是不稳定的，理智和科学虽然未能完全解释和征服价值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当价值所寄生的一套宗教神秘主义外衣被剥落时，其本身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也成为了极不稳定的存在。

韦伯期望一种如同“先知”一般的降临来解决除魔之后人类价值的诸神之争，但本身这种“先知”是否存在、何时到来或许是当代人所无法期望的。在这种不可期望之下，韦伯认为人类社会会陷入“铁笼”“古老思想的僵硬”“机械的麻木”“中国式的僵化”。但我认为存在一个人们忘却自身价值观的阈值，当科学除魔的工作达到一定进程时，无需“全新的先知”，人与人之间也可能基于理性达成完全意义上的共识。



《科学作为天职》读后感(三)：面对深渊、拒绝幻想

注：本文是我社会学原著导读课的作文。

如果科学不具有神圣感，它何以作为天职？如果计量的方法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使得寻找科学发现的过程变成纯粹的数据演算，那么科学的神圣感从何而来？当我们看到韦伯从追逐科学的外部环境和实际境况去解构科学，去否定科学的价值和学者对科学倾注主观思想的可能，我们何以仍把科学作为天职？最后，正如田耕先生在北大的一次讲坛上所问的，“当生命中最重要的关切并不能被科学研究所解答，甚至要被科学研究所击碎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们如何坚守科学研究？”

韦伯从两个方面完成了对科学神圣性的解构（或者说澄清）。首先，他认为，一个学者根本无法承担起欢迎他人“献身科学”的使命。从讲师到教授的道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德国，都是极其困难的，并且一个人在大学中获得多高的位置，往往与“运气”有关，而非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和付出的代价。在数目字的管理之下，一个学术新人，若是不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做出成绩，或者，不能得到学生的喜爱，他往往会陷入到困窘的地步。而学术能力与教学水平的结合，往往是出于天赋，而非后天的训练。即使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即使他所面对的评价者们一贯秉公无私，他也无法保证在职称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上，始终占据优势。或者基于资历，或者基于名望，他总是时不时的看着一个一个“平庸之辈占据着显赫的位置”。

此外，韦伯生活在一个迫切需要所谓德国精神来为德意志民族提供支持的社会环境之中，那些学者们强调科学要为国家服务，强调通过科学给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提供复兴的机会，他们崇尚政治运动，把课堂和实验室作为战场。韦伯坚决反对这一点，他承认学者可以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反对把课堂作为战场，把台下的学生作为政治鼓动的对象。他在演讲中的理由是学生无法表达意见，但他还有更深的依据，那就是学者并不应当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那些斗争充满了偏执，让人丧失理智，只有立场，没有观点。但是，如果韦伯所遇到的只是某些学者主动的鼓吹的政治环境的话，我们遇到的又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学者，或者希望成为学者的人，我们向往着做一个绝对客观的科学，但这将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更多的是自保和保护自己良心的工具。同时，在工具主义大行其道和人的普遍异化的世界里，倡导所谓人非工具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在内心深处保持这一非工具的打算，以期继续保持对科学的向往和热情。这是我们与韦伯所遇到的世界的不同，也是我们所遇到的更为艰难的“物质条件”。

就科学本身而言，个人的学术命运也并未好转。在这一方面，韦伯并没有像论述前者一样举出太多的例子，而是明确指出“科学已经踏入到一个前所未知的专业化阶段，而这种趋势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一个人只有在严格的专业化情况下，他才能确实体会到，自己在科学领域内获得了某种真正完善的成就”那么，如何实现这一专业化？韦伯认为首先应当有激情，但这一激情并非是我们所熟知的激情，他同时强调不能将个人的情感倾注于科学之中。“在实践中采取某一种政治立场是一码事，而分析政治结构和政党立场则是另一码事”，“一旦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掺入了自己的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事实的充分理解就到头了。”事实上，正如李猛在《专家没有精神？》一文中所提到的，韦伯的激情，是“对事物本身的激情”，是对自我的控制和对事实的迷狂。由此，学者不可以以科学作为证明自己政治立场的手段，必须坚守科学本身的价值，必须遵守职业伦理，进行专业化和“在世的苦修”，惟其如此，他才能让科学在自己的手中取得一点进步，虽然是速朽的和将被推翻的。

那么，科学有价值吗？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初，科学当然具有祛魅的价值。而在“全部现代世界的形式理性化”之后，在科学本身也越来越形式理性化之后，科学却“从关于生活目的的智慧或明智转变为手段的知识”，人们不再需要科学承担祛魅的责任了，因为世界已经祛魅了。如果说新教徒们通过“职业人”的专业化经营实现了对自然生活的祛魅和全部理性化，那么在社会分工日益严重和整个社会逐渐单向度化与理性化的当口，科学便逐渐失去了批判的能力，而成为了技术理性的工具。在官僚制数目字的管理之下，科学逐渐成为了经营的手段，其存在的意义，除了为社会服务这样的对他者的价值之外，还在于何处？

由此，社会对科学的专业化要求与学者对科学的使命探寻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科学的神圣性被解构了，科学本身是否存在意义成为了一件可疑的事。韦伯也只能借用托尔斯泰的话来回答：“他是没有意义的”，他进而似乎安慰性的提出，“科学工作的成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值得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上山？因为山就在那里。

但这种近乎于偷换概念的回答当然无法说服我们。由此，如果一个人执着于科学的意义，那么他的学术之路的未来，可想而知。但当一个人不再执着于科学的意义，那科学还能够以何种方法成为天职？那学者还能如何将科学作为天职？

“我们应当从（以东人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单凭渴望与期待，将一无所获，应该做些别的。投入我们的工作，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项天职，达到日常的要求。这其实朴素、简单，只要每个人都找到主掌自己生命之线的神灵，听从它。”

韦伯以这样一段话作为演讲的结尾。似乎是作为回应，李猛先生的对这篇演讲的书评《专家没有精神？》的结尾也采取了类似的写法：“只有找到通往人性的道路，对于我们这些科学家来说，活着才不再是一种与死亡只有物理温度差异的经营问题，不是只有苦难驱使下的纪律与义务，而在内心中拥有可以品尝的喜悦和学而不已的快乐。”

在科学本身失去意义之后，我们必须重新寻找一个意义。当在人的外界无法发现，或者无法依靠这样的意义的时候，人就会向自身去寻找意义。这种做法与人们对宗教的信仰的区别，大概只在于韦伯，以及李猛，要求把这种信仰，建立于自身，而非另一个比科学还要虚无的概念。

在我们意识到整个社会在一条技术理性和官僚化的大道上快步前进，而我们仅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阻挡时，我们自然会去尝试将这样的以技术或者理性磨灭人的自然情感的行为阻挡于自己之外。在这个基础上，当我们再回想起科学，再思考起科学的意义，我们将会更加着重于科学对于人性，或者更宽泛的说，对于文明的意义。由此，科学，对于一个执着于意义而又执着于未知的人而言，其意义成为了对自身的意义，就像人的意义在于人本身一样。

使人“清明”。韦伯将科学作为天职的意义探寻退缩到了人本身：“你只要始终忠于自己，你就必然会导致某种具有内在意义的终极结论”。但其绝不止步于此，面对现实的深渊，将科学局限于自己是不够的，况且无法面对现实，只能成为新的幻想。在强调了以科学作为天职的对自己的价值之后，韦伯随即批判了以“格奥尔格圈子”为主的一些德国学者以精神（无论是对自己的精神还是对别的什么）把人们凝聚起来的做法，将他们称为“地地道道的自欺欺人”，强调我们时代的命运正是伴随着理性化和理智化的运动，那些崇高的终极价值，退出了公共生活。他们衰弱了，但他们并没有消失！只有我们继续坚持“理智诚实”这一义务，用李猛的话说，坚持“人的科学”，坚持科学的伦理意义，“通过传统，回到人性本身”，我们才能够发现生活的意义，发现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神圣的真正内涵，从而保卫乃至恢复这些价值。而这，我想正是韦伯这一通篇叙述科学的负面问题的演讲反而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学者投身科学的真正原因。

《科学作为天职》读后感(四)：《科学作为天职》的感召

今天，11月7日，是Max Weber发表《科学作为天职》（国内其他译本也译为《以学术为业》[i]）的演讲101年周年的日子。

前日，从公众号里得知几位老师在去年韦伯发表演讲100周年重新编译了《科学作为天职》以纪念这篇著名的演讲。作为一个在大一被韦伯带进社会科学大门的学子，对马克斯韦伯有着很多个人感情，这种个人的东西已经深深植入学术思考，也促使我一遍又一遍重复不断地重访韦伯。当然，韦伯的学术是超越个人的，是整个社会科学界反思自身理论所绕不过的部分。

最近，读了一篇甘阳老师成文于1997年的《韦伯研究再出发》。这是很早的文章，我已然不知当下韦伯研究的核心话题或者范式是如何，但作为一个爱好者，文中的观点还是让我了解到“社会学的韦伯”的局限性。在20世纪末，韦伯研究的中心议题是解构“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学韦伯”与回到“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伴随着7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的去帕森斯化与德国学界将韦伯著述重新放回德国语境进行阐释的趋势，对马克斯韦伯的研究重新回到其著述史的脉络当中，通过对其从早期一直到晚期的著述进行再思考来厘清韦伯本人的学术脉络。

然而，超脱出牛角尖式的范式争论，对韦伯学术的探讨在社会科学界一定是经久不息的。从范式嬗变的历时视角来看，无论是将韦伯的思考放在“社会学”的学科语境，还是放在“德国历史学派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之下，都无法动摇韦伯思想在社会科学界的地位。正如Aron所说，韦伯始终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即使在当代也伴随着学术争论而被不断重新阐释，虽然其概念的外延随着争论而变动不居，但其表述却始终“如雷贯耳”，以至于每个提到它们的人都不得不加上Weber的大名。

在学期的开头上seminar in China时，Kipnis说当下很多研究者试图弃用“现代性”这样的学科术语。从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出发，只要提“现代性”，就可能暗含着从“欠发展”到“发展”这样一个“进化论”的假设。立足点不同，必然导致思考维度的区别，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摒弃了“现代性”这样一个学术表述，我们也无法绕开与“现代性”相关的历史过程。现代化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历史进程[ii]，早已超脱出了学术词汇的争论范围，而通过一系列的干预政策和经济政治过程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实质性过程，即使是地方性的人和知识也必然会面对着各式各样的发展议题。

与早期各种现代化理论不同，韦伯从来没有试图去建立一套基于因果关系的完整现代化理论。相反，经由文明间的比较，他试图去寻找在西方生根发芽的基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其他文明产生。这样一个比较的视角避开了普遍的单一途径的“现代化”过程，相反它视在西方生根发芽的“现代资本主义”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过程。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解释性理解，他将两者视为具有亲和力的要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加尔文派的新教教义在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过程中逐渐嬗变为“资本主义精神”，并反过来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拥有了极高的生产组织能力，从而逐步取代了其他传统的生产方式。

很多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对韦伯的学术思考产生质疑是基于一种完完全全的方法论误解。他们将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简化为了“宗教因素决定论”，认为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实际上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总序》中就已指出，他从未想过在宗教与经济腾飞之间建立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相反他只是试图在宗教观念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找一种亲和力来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在西方萌芽与壮大。

韦伯的方法论对我研究的启示是巨大的，他让每个社会科学者认识到自己思考的极限，并且用一种克制的理性去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趋势。我们既不能放弃理论化的努力，也不能狂妄自大地试图去创立一套解释整个历史进程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相反，我们也许应该采用这样的学术立场：极限地利用有限的理智去厘清社会现象背后的某一种可能性联系。

还记得2015年夏天，大一下学期的某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北师大图书馆6楼的库本区里乱逛，偶然间拿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学术与政治》。当时在社会学的入门书上得知有这么一本小册子，非常有利于社会学入门，于是就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一开始他对美国学术界与德国学术界的对比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当时并不知道学术有一天可能会成为我生命意义的支撑，相反我觉得这个开头写的好无聊，为什么一本入门书会从学术界的“生态”谈起呢？

后来韦伯就引用了托尔斯泰的一席话来作为探讨学术的意义的引子：

紧接着在后面几段，他一再重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个世界是除魅的世界”，学术并不能教会你运用价值判断去判断学术本身的意义，在这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学术的终极意义，即使学术导师也不能扮演宗教中的“先知”角色。学术的意义存在于自己内心的召唤，存在于每一个想走学术道路的人自己的学术实践中。

当时读完这段话仿佛经历了一场人格洗礼一般，当时脑子里的所想我已然忘却，然而这席话却永远印在了我的脑中，让一个有理想的孩子逐渐在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

昨天晚上和同学一起从中大的山顶走下山，当时我说做学术很孤独，仿佛在一个黑黑的山洞里独自探索，永远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曾经在去年，我在黑暗中被巨石击倒，我以为我再也爬不起来，我只想过普通人日子浑浑噩噩地过活。但是今年开春以后，我又重新站起来，比以前更加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与之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依然不知道我前面是什么，有可能有一天我会再一次摔倒，摔得比原来还要惨；但比原来清晰地是，即使摔倒，迟早有一天我还会重新站起，拿起思考的武器，慢慢丈量人生和身边的发生的一切。

这是充满宿命的过程，就像西西弗斯在推动巨石。但我有勇气去确认，这就是我自己的命运呀，即使如此，义无反顾。

Robert K. Morton曾经在晚年写书历数自己的学术成长经历，他最后用题名《站在巨人肩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 A Shandean Postｓｃｒｉｐｔ)来总结了这本书。我想对于任何社会科学者来说，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诸多巨人的肩上来思考问题。

昨天上课，Reading leadership讲到一些人类学学者想要抛弃理论，因为理论制约了学科看待世界的方式，世界中一些不一样的细节有可能完全被学者们忽视。我非常认同这位人类学者提出的问题意识，然而他的建议着实不着边际。抛弃理论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看待世界的参照物，失去了丈量现象的尺子，如果抛弃了尺子，我们实际上就丧失了认识世界的参照物，就不再有可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联系到最近Research proposal中的感想，如果想要从多维度来认识社会现象，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尽量以问题为导向，综合各方视角来观察研究对象。这一点促使理论综合成为研究的关键环节，在研究框架中必须要能够统和并且论证多个研究视角综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以尽可能丰富地体察社会现象。对于同一个大的社会科学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视角，想要扩展自己的视野，就必须尽力进行理论综合，并且发展新的框架来更好地理解问题。这也是一个Research proposal当中最难以完成的部分。最近卡在此处很长时间,涉及到理论框架的问题，不解决根本不可能在研究上更进一步，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正如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总序》中所说，他的视角只是分析资本主义崛起的一个视角，而非一个单一线性的解释。韦伯所说这是一个价值多神的世界，寻找不到共同的价值就意味着可能的分崩离析。任何一批学者都在生产着知识，自然在学术争论中产生各自认同的范式，这一点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如此。然而只有实现对各个不同视角的理论整合，方可能在认识社会现象上更进一步。

一项研究，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要做到极致，必然蕴含着提出与转变范式的雄心，如果没有做到充分地理论对话，只会让研究显得单薄无力。即使诸多经验材料支撑，也只会让研究显得杂乱不堪。

深入的理论思考对一个研究是极为关键的，这也是需要时间和耐力的。而韦伯关于《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恰恰阐明了这一点给所有的急切想要获得成功和取得学位的学子，你可以把这项志业融入在每一个学术作品当中，也可以敷衍对待草草了事，因为这一切都是个人选择。然而，以科学为天职的精神，要求我们将学术作为一项终身的“天职”，从而在学术的光谱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i]参考《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此处参考李猛老师译法，翻译注详见《韦伯 | 科学仍然是个问题，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命运”》（https://mp.weixin.qq.com/s/dWIVgqmTUI0iJgTTTlm1Dw）

[ii]“普遍”的历史进程并不假设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普遍的进化过程，相反，这个“普遍”是建立于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权力基础上的扩张，即使地方性的社会也会面对面对各种各样的现代性问题，因为基于发展意识形态的权力和经济系统已然渗透到了世界最偏僻的角落。

引用

[1] 韦伯. 2004. 学术与政治 [M] 康乐、简惠美， 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韦伯. 2018. 科学作为天职［Ｍ］．李康，译．李猛，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科学作为天职》读后感(五)：榜样与日常

去年寒假读完这本《科学作为天职》，想到很多关于自己生活的东西。我发现当自己一直怀着“某个问题”去读书时，才是最有热情、最有收获的。即使这一年里只读了很少，每一本都能带来独特的感悟。感谢18年通识教育讲习班带来的影响吧。写了一篇心得体会，可能跟“书评”不太符合，但总归能看出一本书对我生活的影响。

（一）

一个世纪前，当韦伯面对演讲台下的青年学生发表他的演讲“科学作为天职”时，这些学生们在韦伯的预想中是要从中寻求一种“体验”并追随一位“领袖”，他们渴望世界观和法则的统一，这些规范和准则应当被某个领袖所确立，浪漫的、直觉般的体验应当更接近真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种愿望固然是美好的，但我相信任何稍有阅历的人都不会认同这样的生活状态，反而“与残酷的现实纠葛”才是生活的主旋律。韦伯反对这种虚弱的缅怀历史和制造幻想的做法：要投入到工作中，达到“日常的要求”，用理性来面对生活，每天都迈出一小步。

一边是韦伯对理性、理智化的呼唤，另一边则是我在这一年里所收获的“经验”和难以被理性所解释的东西。2017年的夏天我告别了高中的生活。回忆中的我们只是保留了那些美好的片段，缺乏对中学时期整体的把握。S曾经描述原来的校园生活像是把你放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直到这个空间被解放出来，你伸展四肢，才突然体会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大学生活的种种自由。她是去到了理想的学校，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学好了自己的志向专业，而我在一年的时间里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向前走，但也逐渐的意识到了走出中学后的短暂经历甚至有着更加决定性的作用。

路并不是没有的，它一直以来都是那样“明确”，大家从小到大就接受了既定的道路，好像除此之外的世界都是大片的未知虚无。所以我在这转换的过程之中并没有感到自己多么被“解放”，反而是束缚接踵而至，总感觉个体的的确确是在时代的浪潮中浮沉。

时代浪潮的浮沉不为任何人的意志所改变。我想起了李猛老师借用洛克的比喻所提出的问题：当某一种（原文中是“自然法”，在我看来是观念中理所应当的东西）法则不再能够充当人们的“星与罗盘”时，谁能够在荒凉的大海中看见我们日渐远离的陆地？如果尚不愿意向这个时代的艰难妥协，我们还能够做的，是不是在沉浮的浪潮中尽力把握住航行的方向？韦伯所倡导的理性，在我看来，至少对于青年学生，是不够生动明确的。如此一来“榜样”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榜样不是领袖，他们不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他们只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并且付诸实践的一个群体。具有政治色彩的言论煽动，甚至是价值观上的相互攻击，这些现象人们在与“榜样”的交往中是能够尽可能的避免，而不像是面对领袖时的被动和服从。日益匮乏和肤浅化的精神生活，被偶像和幻梦所填充，以至于现实生活的艰难要通过偶像与幻梦的“鼓舞”才能够被克服，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但实事求是地说，有不少和我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应该是有自己的“偶像”的，这并不影响他们平常的生活，也并没有真的让他们活的比谁卑微，反而更多的是洒脱和随性。如果真的要把这种现象上升到价值观层面上，重视“榜样”或追随“偶像”，只是两种不同的态度，或不同的价值罢了

当我作出回答后，榜样的存在究竟怎样指导我进行实践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有机会接触到做学术的人，能够从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关切中体察到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在身体力行的事业。同龄人之中也有许多我的榜样，这不是一句空话，他们实实在在地对我作出了表率作用。我今天上午见到了北理工的同班同学，还在跟他讲当时在大学里看到了一些具有品格和志向的同龄人，我敬佩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把握，同时我也看到了他们和我同样的迷茫，同样的柔弱。我在暑假的一系列活动中，以及后来在罗彻斯特念书的过程中，也是遇到了不少具有人格魅力、尊严和教养的同龄人，绝大多数人比我还要优秀，而且从趋势上看未来他们也许会在我的眼中遥不可及，但他们的存在让我看到了生活的更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鼓励我打破原有的肤浅而单调的生活，去探索新的领域，尤为重要的是，去探索学术上的志向。这些都是榜样的示范，他们的生活更加的沉稳而厚重，远离日复一日的肤浅——这也就让我能够从肤浅中短暂地抬起头来，看到他们在进行的事业。

我认同韦伯所提出的“清明(Klarheit)”的概念。科学之学，也就是我正在尝试着去实践的这门学问，正是要让人具备清明的头脑。渠敬东老师对这一论述有高明的解读：

我认为在其中最值得关切的内容，就是我们要清晰地做出选择并承担后果，没有人能够替代。应对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应对根本上的不同，一昧地强调多元性、包容和理解，更像是逃避问题的伪善和媚俗。这种清明的态度我在K的身上深有感触。他让我体会到一个人的清明不止在于如何去选择态度和方法来面对问题并预想结果，他还拥有更加超然的态度去看待自己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如此之“轻”，以至于你确实相信他不会囿于眼前某个领域的得失，而会更加洒脱地寻找自己的志向。不同于平常人一厢情愿“改变自身状况”的幻想，我会深信他有能够“放下”的资本和积累。真是幸运的相识。

（二）

八月中旬开学的时候，我和家人拖着几个沉重的行李风尘仆仆地赶到罗彻斯特报道。那一阵子我感到了一股unprecedented emptiness. I can't say the reason for it was too cruel for some people to understand. But it was the reality and I eventually chose to accept it. 大学校园需要给理想主义者生活的空间，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可我也看到了校园实实在在地把我们和社会之间分隔开，以至于我回到北京以后感到强烈的不适应和不安全感。

念书这件事情是大学生活的主题，但它不是通向真实存在之路，不是通向真实艺术之路，不是通向真实自然之路，也不是通向上帝之路。当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在经历除魔的过程时，不免会滑向一个极端，它时常表现在美国学生的日常生活里，那就是越来越“无聊”的生活和越来越渴求寻找“激情”和“刺激”的心理。无所敬畏，无所追求，不少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被扔到了大学校园里，他们不知道美国的大学发展历史，更不知道自己学校的办学理念，每个周末热闹的体育赛事和应接不暇的社交活动足够把日程填的满满当当，但他们总会在一个短暂的闲暇感到刻骨铭心的无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日常。同样的当我回到了北京，纷扰喧嚣的城市、巨幅的广告、繁华的商业街和高耸的大楼又是另一种无所适从的源头。从韦伯的论述中我想进一步解释的是：反复无常的误解，商业的诱导，观点和想法的暴政......他们正在夺取我们生活的权利，是我眼里生活中的日常。

韦伯在反思托尔斯泰对于“死亡到底是不是一种有意义的现象”时也提出了值得我们反思的观点：

原来总是自作多情地认为如果没有某些形而上的东西，我可能就沉沦在娱乐当中。这根本就是一种不讲道理的经验判断。重要的不是如何避免，而是如何面对。在韦伯之前我所受到最深刻的感触就是《Emile：Or on Education》后面的附录，《爱弥尔和苏菲，或孤独的人》。读完后我一直在想，那些自由、平等、尊严的东西如果全被人剥夺了，我还剩下什么。能像爱弥儿这样连“艰难感”都不会产生，反而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后来我也在反复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拥有的真实存在，而什么是外界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最后的归宿。当浪漫主义精神产生了魔法般的吸引力时(确实我在最迷失的开学初选了Nature Dipiction作为主题的Writing Course，读了一些如Emerson，Thoreau，Wordsworth，Jack London的作品确实有很“玄妙的超验体会“）理性恐怕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就像是卡勒尔对“旧科学”的批判最后归于对一种“玄妙的神秘主义”，他渴望的刚好符合自然与神圣的诫命的法则甚至还不如尚有些章法的旧科学。我在开学初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当你完全不可能用你幼稚的理性去说服别人，或者退一步说，去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时，你应该意识到出现差错的实际上是从一开始的价值判断，对话的两个人早已分路扬镳。转而拥抱自然，当然也可以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Thoreau不也一样关心公共福祉吗？无论如何，仍然要勇敢面对日常的艰险，严肃地面对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三）

我现在也算是逐渐认识到了自己不过是特定时代和环境下的产物，但别人也是如此。关于江绪林先生的命运和结局，它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这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艰辛。世俗的牵挂和高尚的追求，你至少要选其中的一个才不至于被这样的日常所击败。当然你也可以从事别的行业，这并不影响人的本身。江先生自己的经历，仿佛被浓缩成了微缩胶卷，在尘封了多年后我才有幸作为半个后来者略窥一二。我实在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式结局再次上演。我们不应该一厢情愿地缅怀过去的时代。从民国时期的学者到改革开放后文化的回暖，看似浪漫的时期背后，永远是时代裹挟着个体的规律。他们好像是成为了征服世界的攀登者、冒险家，可多年以后你再回头去看，他们又是在一个被局限的自由里戴着枷锁深沉思考。浪漫的草坪年代和校园里的吉他声，就是已经消失掉的记忆。

那么多人都离开了只有我不怕留下

那么多人都死去了只有我不怕活着

我会艰难度日经常缅怀大江大河

我会想念你们在远方为你们写歌唱歌

我会丧心病狂一错再错

我不知道

我就这么把你们送走了到时候谁来送我

到时候我怎么去找你们大家再一起奔波

告别的日子里我们都学会了稳重

我们保持沉默

告别的眼睛里我寻找往日的你

也期盼望往日的我

告别以后就不再有人会认识我

“有人声从西珥呼问以东：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者说，黎明将至，而黑夜仍在。你们若要问，可以回头再来。”江先生在《自然社会》的书评里把它当作结尾，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心里又是百味杂陈。也许半年多以前，我写下“期望简单的生活”时，心里面渴望的那种状态，是清明中的坚毅吧。在未来的告别里彼此挂念。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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