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现代”的温情

前一阵，听说两个故事。

一个是作家止庵说的。多少年来，父亲一直想培养他成为一个作家，在他小时候，父亲就亲自编教材教他写作。但20世纪80年代时，他一直不想写作，不想做事。到20世纪90年代，止庵才开始写书介。起初很少有媒体发表这类读书随笔式的文章，之后慢慢成为风潮。他发表的文章也渐成规模，于是就有人提议将他的随笔结集成书。出版社的人告诉他，出书得有十几万字的篇幅，他还得再补些文字。之后他出了趟差。等他回来时，父亲告诉他，那稿纸他一行一行数过了，还差不少字呢。第二年（1995年），止庵的《樗下随笔》终于出版了，父亲却已去世。

另一个故事是艺术家徐冰说的。当年他还在中央美院读书，老师杨先让去找他，说是《连环画报》让杨老师画一个封面，内容是毛泽东给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题“实事求是”这几个字。一共要三幅画，第一幅是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上面没字，第二幅是毛泽东在写“实事求是”，第三幅中大礼堂上就多了那几个字。杨老师为了提攜他，让他帮忙一起画，嘴上却说自己只喜欢画人物，对建筑没兴趣。后来有一天，徐冰正在上课，杨老师把他叫出去，说：“徐冰，这是你的稿费。”那是徐冰平生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这样的父亲、这样的老师，让人感觉到一种不太“现代”的温情。

（澄 怀摘自《南方周末》，全景视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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