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的读后感10篇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是一本由黄俊杰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一)：告诉你台湾“土改”的真相

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对于光复后台湾地区发展经验的研

究，都不能忽略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及其后续的农业发

展。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也带来了稳

定的农村社会秩序，奠定了台湾农村复兴的基础。一九五○年

代及一九六○年代农业与农村的复兴，则又促进了一九六○年

代中期以后工业化的进展，在光复后“台湾经验”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所推动的各项工作，发挥了重大

的影响，贡献良多。

这部口述历史访问纪录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补充农复会的

正式报告及档案所未明言的部分史实、以尽力呈现历史全貌，

使当年农复会之精神与志业毕现其中，并存史实，以供切磋。

历史不仅存在于档案之中，更存在于人的记忆里。不为人所记忆的历史，乃“死去的历史”，其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力，显然是微乎其微的。而对记忆的挖掘，首先自然是从探访事件当事人开始的。《“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就体现了这种将历史细节予以保留和呈现的可贵努力。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二)：美国农业援华之背景回顾

美国农业援华部分，自始至终，甚为友善积极：与

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年上半年间美援暧昧消极之情况，宛若两

个秉性完全不同之兄弟。农复会成立之背景与经过，文献完整，

无须重述。仅愿就所以不同之原因，加以测度。猜想当时美国

国务院、国会与学院派中国通教授中，所谓“自由”派得势，

控制对华政策。原本立论已对国府不利，史迪威事件与马歇尔

调处失败后，抑蒋捧毛之论调益张。测度当时此辈心理，不惜

大陆陷共，中止美援，放弃台湾。但保守派国会议员，为周以

德、诺兰议员等，以改善数亿大陆农民生活为题，在不能掌握

美援全局之余，提出农业援华条款。此一题目，符合美国历史

精神与民族个性。杜鲁门总统勉予支持。“自由”派议员与国

务院人员亦姑予同意。彼等或以为将农业援华经费限于总额十

分之一，以此盏盏数，在既无军援，架空美援之情况下，台湾

终将落入中共之手。所派农复会美籍委员穆懿尔博士，则与周

以德参议员早年均为山西铭贤大学农科教授，与“中华民国”

感情深厚，故农复会美方领袖与国会保守派关系密切。

台湾一九六五年即经济自足，进而发展至今日之地

位，又岂彼等自由派所能逆料？农复会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

一九五○年八月以半根线勉维美援于不断，在历史上有特殊地

位。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三)：民国政府大陆时期没有土地改革吗？

土地改革

故副“总统”陈诚先生于一九四○年任湖北省主席时，最

早在该省十四县推行“二五减租”。国府于一九四六年修正公

布土地法与实施细则。一九四七年成立地政部，举行首次全国地政会议，筹备推行二五减租。足见推行土地改革，政府早有决心。尤其陈诚先生于一九四九年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对推行减租，已为生平第二次。故当中央政府与农复会尚在广州时，已于该年四月开始推行三七五减租。故“政府”发起在台办理土地改革，征之上列史实，殆无疑问。

农复会对土地改革除地政组扮演正面角色外，其他组亦曾

扮演侧面之角色：

（甲）农民组织组——因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方案均规

定农民以稻谷分期偿还地价。土地债券到期付现亦用稻谷，使

各乡镇农会需要扩大稻谷仓库容量。农复会补助农会建造仓库。

粮食局在农会土地上建造仓库，并委托农会代收农民缴纳之地价谷贮藏，并付给到期兑现之土地债券稻谷，凡此工作均付给

手续费，为当时乡镇农会可靠收入来源。

（乙）植物生产组——三七五减租办法规定佃农仅付两期

稻作之租佃，或在相同时期种植之旱作物。对冬季与夏季里

作（在两期水稻收获与种植之间种植之短期作物）均无须交租。

农复会植物生产组乃补助农林厅各区改良场进行冬夏季里作栽

培试验，增加里作作物种类，选择最佳栽培方法，计算两期水

稻与里作之总收益总成本与总利润。选优推广，使台湾之复种

指数，逐年增高，至一九六○年代之中期达到最高。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四)：《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揭开台湾土地改革真相

近年来，随着许多过去被人为遮蔽的历史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公众对于历史，尤其是与现实生活最切近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关注度越来越大，海峡对岸1949年以后的历史，则更是能够引发普通读者的兴趣。

台湾“土改”，作为“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土地改革的成功典范，近年来，其经验尤其受到国人的关注。

在台湾经济发展、起飞的整个进程中，有一个机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在台湾农业复兴史、经济发展史，乃至在台湾整个的现当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机构，就是至今可能仍不为大部分国人所知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成立于1948年，1949年迁台。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中，该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迁台初期，农复会协助行政部门推动了台湾的土地改革，帮助提升农业生产力，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农业领域美援物资的使用上，农复会也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令台湾顺利实现了利用外援发展农业的目标。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一书，系对当年深度参与农复会工作的十四位前辈所作的详细访谈实录，内容涉及台湾土地改革、农会改组、农业技术创新等史实，记录翔实，是研究现代台湾农业与农村改革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关注台湾问题、“三农”问题与土地问题的中国读者的必读之书。

由于农复会在当年台湾的经济决策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力，其资深任职人员也基本都是留美回国人员，对于从国共内战到台湾经济起飞的整个历史有着相当的了解。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为我们今天认识和诠释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例如，在书中，张宪文先生透露，早在1940年，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就曾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推行过力度不小的土地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内战开始后，由于土地改革所需的基本条件已不复存在，尽管国民政府在1947年成立了地政部，预备推行土改，但历史没有给予机会。

同时，也无须讳言，国共两党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对待土地改革的态度，以及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经验，也自然能为我们日后的改革提供某种借鉴。

本书作者黄俊杰，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9月版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五)：台湾“土改”

土地、农村、农民历来是中国政治、经济以及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人生来就是和土地连接在一起的，有着先天的土地情结。尤其在1948年以前，中国农业一直是自古相传的传统农业，小农经济，与土地的连接更为密切。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农民”，而得“农民”很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处理“土地问题”和“农业生产问题”。从几乎所有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的口号中都可以看出，“均地权”“不纳粮”是中国人不惜生命代价而奋斗抗争的理想目标。直至今日，农民与土地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当中最激烈和最突出的方面。它是任何一个党派执政都无法回避的。

农复会全称“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10月。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军事上失利，很快丢掉了东北，农复会在南京成立不足两个月即迁往广州，第二年9月又迁往台北，在中国大陆尚未开展工作。迁往台湾以后，农复会正式开展农村工作。首先是“土地改革”。“平均地权”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去除对佃农的剥削，亦去除农村债主与“政府”和农民沟通的障碍。其次改组农会，强化农会各种服务，帮助农民增加收入。除农村社会改革之外，还着手进行农技指导和改革。如推广堆肥与绿肥、进行猪种改良、改良种植、发展乡村卫生，兴修水利等。经过以上改革，到1965年二十年间，台湾经济实现自立，整个时期内农业快速增产，产品多样化，出口增加，达成“以农业培养工业”之任务。农业绝对人口达到顶峰，以后逐年下降。

台湾的“土改”与大陆的“土改”相比可谓“和风细雨”式的。我想关键原因是他们目的不同。大陆的“土改”目的在于拉拢人心，夺取和稳定政权；而台湾的“土改”，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这可能也是两岸面临的历史前提不同而造成的。到1965年，台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遥遥领先于中国大陆，达成经济自足。可以说，没有农复会，台湾的农业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也无法带动工业，也就没有后来的台湾奇迹。农复会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借鉴意义。

这本书是当年参加“农复会”工作的一些资深人士“口述”而成的，每人所讲述的是自己在当年在农复会所从事的工作以及经验、体会、感受，有一些细节，但是零乱、杂乱，可以供研究台湾农业史的学者参考，对于普通读者，也只是翻翻而已吧。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六)：革命土地有风雨无血腥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马上也要着手要做一本土地改革的书，且大量资料也源于台湾土改，今天回头再看曾经的评论，真是幼稚啊，必予记之。——2016.5.3

九州出版社作为国台办下属翻台版书自然是有得天独厚的资本，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好在九州也算不负众望。连禁止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也引进了，缘何台版始终不行了，看来不止是经济利益的关系。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了一个“口述历史”系列非常好。这和我们大陆的语文课堂口头教学作文的口头是两个概念（貌似现在也不怎么搞了？）口述历史注重真实性与时代感，不能胡编乱造更不能胡乱堆砌。这就使得记述者一定要有相当深厚的文字功底与耐心去发现再整理，而非涂脂抹粉。

台湾土改相对于大陆同胞来说，如果上了大学后就没看过不是为了考试的书，那么几乎不存在知道这一事件的可能。我把台湾土改称之为这一事件，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分钱，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为了复仇和煽动，去唆使什么。而且从此土改中，我们大致的可以揣想被我们蔑称为殖民情节（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实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更没有资格去蔑视。美帝后来是对蒋介石没什么指望了，但相对于天朝的自己人先坑自己人，美国人即便是在作秀，那不纯的动机也被庞大的付出所替换回来了。这场土改缺乏我们革命所有的喊打喊杀，鲜血与泪水。美国农业专家们进驻台湾两年一期，向台湾农民提供技术与肥料与种子的各类支持，但不干涉具体土地政策的制定实施。这在最高决策机构的权限与设置中就可以看出来，农村服刑委员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委员会，最开始是五个人，三个台湾的两个美国的。后来人数缩减为三人的时候仅余一个老美。决策采取辩论方式，必要时邀请有关的组长与会说明。虽然农复会当时手中有大笔的钱，却很少出现以权谋私，具体甚或批条子捞好处的事情，当然要是寡廉鲜耻的说着也有我们大陆政府的功劳也是可以的，我们把自己的同胞逼到小岛上去，不干活就只能饿死嘛，客观上还得感谢我们。

如其中一位口述者所说。国对国的援助并不是一件容易达成的事，单不说具体实施起来面临的人事金钱等等的困难，首先提供援助的国家必须有一种谦虚的态度，而接受援助的国家也必须有雅量，说的粗显一点，就是帮忙的不要嘴巴能，到处指手画脚自命为导师，受援助的不要有小媳妇心态，要么胆战心惊的怕人家走了要么老是疑神疑鬼的觉得人别有用心。土改后至今的成果来看，美国与台湾的联合是明显利大于弊的。这展现在台湾农业成果的方方面面，重要的是，亦如这位口述者所说，缺陷并不是没有，遗憾甚至还有不少，比如，人类的整个历史都脱离不了人和地的关系。对于土地政策方面，当时可商榷的地方还有很多……然而，我们如今不能否认的是台湾的农业，如今大打有机绿色牌，是国际承认的，尽管仍有不足，但真正的农业兴旺必然带动起整个农村的发展，毫无疑问，台湾做的很好，以至于四面八方的国家农业部门纷至沓来学习取经。而农复会的贡献不仅止于此，他们留下的“不是我替你做，而是我协助你；也不会完事就不管，事后还有继续追踪”延续了早在抗战时期的北平教育会，针对“农村的毛病”贫愚私弱归根结底需要教育的辅助，对后来的台湾整体教育都具有借鉴性。

本想在文末说说台湾土改的土地易主问题，但看来没有必要了。在大多数的国家里新旧政权替换时，关于土地的改革就意味着殊死搏斗，真正是流血革命，台湾的这场土改使我不愿意称之为土改的原因正是他竟然没有血腥，在周密审慎的思考后，我们可以看见台湾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仅仅是平静的转移，没有因契约易主而导致牺牲，经营面积不变政策加之农民良好的管理意识避免了政府向地主购买，农民分期还债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甚至经济动荡，这毫无疑问也为台湾土改的成就添上了极其光彩的一笔。回头想想，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一代人有一代之风骨，果然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七)：中国农业复兴委员会之成立背景（摘抄）

国共战争，自始对国军不利：我等于一九四五年年

底到达北平后，即知苏联已据英美俄雅尔塔密约先遗军队进入

东北，缴械日军，接管日本在东北所有武器弹药。阻挠国府军政人员进入东北。沈宗瀚先生当时为农林部华

北区接收特派员（我等随同前往者为接收专门委员），兼东北

区特派员。原定于华北区事毕后，另率一团赴东北接收，部分

团员于一月底已抵北平待命。张莘夫惨案发生后，农林部即令

沈先生暂缓前往东北。东北团中有一位中农所主办大豆研究之

技士，尚无家室，自请单独前往，接收日本管理多年、改良大

豆卓著成绩之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在辽宁西北，接近长春市）。

沈先生报部并私函钱天鹤次长奉准后，派其前往接收，并随带

场长派任令，居然顺利接收。

一九四六年间，留美多年已获博士学位者及战时由美租借

法案派赴美国研习人员大批返国，加入北平分所任系主任与技

正者颇多。一时人才济济，兴旺之气，冲淡了军事失利之气氛。

一九四七年尾，北平近郊（分所在西郊）安谧，

但分所开始遭遇同仁出差赴分支场（石家庄棉花试验场，昌黎

园艺试验场，与军粮城垦区工作站）之安全问题。幸同仁中（日

管时雇用者）多河北籍人，能绕道而行，完成任务后安返北平。

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东北作大城保卫战已近尾声，华北各省

已成主要战场。我于该年七月奉派赴南京代表北平分所洽商当

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物资与计划。于九月初承沈先生嘱

于十月一日随其转入农复会。乃于九月下旬返北平与北平分所

同仁告别南下。时北平仍安谧，但与各分支场之间，已无法保

持经常联络，幸薪俸与经费拨汇尚通。年尾东北全失，原在东

北之共军入关，北平亦失。从此中农所与北平分所之间失去联

络。我为分所三百余同仁中唯一及时离开者。以后军事急转直

下。农复会十月一日在南京成立，十二月即迁往广州。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国军放弃南京、上海、武汉等重

镇。农复会于九月迁往台北。中共于十月一日在北京成立政府。

距农复会在南京成立整一年。

（乙）美国态度扑朔迷离：国内报纸不时登载美国发表谴责苏联之言论。我等读报辄以为慰。但历久乃知并无作用。一九四五年尾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自荐调处国共纠纷，组织许多三人小组（国、共、美各一人）在各地区就地排解纠纷。美援军器弹药运抵中国者均存之仓库，须由美军签发。据传因欲强迫和谈，签发弹药甚少。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曾军援步枪，抗战结束时国军所用步枪一半已

为美制步枪，国共和谈期间，国军一半枪支乃有枪无弹。马歇

尔将军飞行各地视察小组工作，并与国共双方领袖会商，报上

几乎每日均有其行踪。马氏于一九四七年初返美，行前宣布调

处失败。我等读报后预感事态不妙。马氏调处之一年间，共军

在东北稳占优势，尽获日军库藏军火，并得在关内从容布置。

马氏返美数月后，美政府宣布撤销一九四五年尾曾承诺之五亿

美元贷款。我等所感到者为国内货币贬值加速，薪给不时调整，

仍追不上物价，生活日苦。

美国经援中国之协定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始签字，数目不

大，并附带美方有随时停止权利之申明。经济合作署（ECA，

后ICA，再改AID）首任中国分署署长赖普汉同时抵华，当时

报上大登。但其时东北已危在旦夕，华北战事已劣转，通货膨

胀已至极端。政府八月发行金圆券，以代法币。十月农复会在

金圆券又开始贬值声中成立。十二月即迁广州。用金圆券发薪，

但同仁领薪后立即向银楼兑换港币。一九四九年一月蒋公已宣

告引退矣。

农复会于一九四九年九月自广州迁抵台北，该年十月一日

中共成立政府后，美国对台湾之态度似更冷淡。该年夏，蒋公

已居台北，国府行政院在广州亦已准备迁台北办公。美官方虽

仍宣布支持蒋总统以“台湾为反攻基地”，但除一批肥料运抵

台湾，用以开办肥料换谷外，似乎别无其他美援物资到达台湾。

该年十一月美经合分署署长奉调返国，非但署长职务，交由农复会美籍穆懿尔委员兼代，其秘书长与总务长亦奉调返美，职

务亦由农复会执行长（当时蒋彦士先生任副执行长）格兰特先

生与总务长斯温先生兼代，该署美籍人员纷纷返国。据闻美内

部已决定不复关心台湾之前途命运。此为“中”美关系之最低

点。双方经济关系赖农复会半根线勉强维持。事实上农复会美

籍同仁，包括美籍华裔秘书小姐，均已奉命作随时撤退之准备。

幸农复会美籍人员无一人离台，对农业援台分内工作，仍积极

推行，并计划下年度工作。纵然如此，我等华籍同仁难免各怀

前途未卜之感。

天下事有不可逆料者。一九五○年夏朝鲜战争爆发。美国

对台政策向居下风之保守派大哗，民意亦张。杜鲁门总统乃派

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及第十三航空队协防台湾。八月重新宣

布经援台湾计划。十月间中共以“抗美援朝军”赴朝参战，与

以美军为主力麦克阿瑟将军统帅之联合国军队正式作战。从

此美国颂扬中共、丑化“国府”之自由派论调渐寝。美国军、

经援台认真执行。经合署另派分署长及一应人员来台，直至

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圆满结束。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八)：当时所见中国农业问题

当时所见到的中国农业问题

一九四八年中国大陆之农村，主要仍为自古相传之农业（traditional agriculture）。当时中国并非缺少农业专才，已有各

门各项之农业科技人才。因大学农学院在一九二○年以前已

开始教育英才，并进行作物育种等试验。国府成立后中农所于

一九三二年，中棉所于一九三四年开始试验研究，故一九四八

年时大陆已育成许多主要作物之改良品种，适应不同地区种植，

亦已完成肥料三要素试验和病虫害防除试验。各地区主要作物

已有肥料使用量与重要病虫害用药之建议。但除改良品种只要

点滴在农村，即能自行扩散外，其余种种均尚无法普及。主要

原因为战乱不息，农业科技知识、农用物资与农贷通达农民之

管道未遑建立。兹简述如下：

（甲）农业机构在烽火中成长：中华民国虽于一九一二年

即成立，前十六年为北洋军阀（即清朝晚年已出任要职之军人）

把持。除压制革命党人外，军阀派系之间，内战不息。对农业

建设，无可足述。幸大学培育早期人才，并开始用新法试验。

蒋公于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建立国府。但曾参加北伐之若干

将领（虽参加北伐，但非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嫡系），仍把持防区，

并未输诚服从中央。同时，日军开始侵占东三省，制造伪满洲

国，以至一九三七年引发中日八年战争。一九四五年日本向盟

军投降后，又继以国共战事。故中国之农业机构系在烽火不熄，

经费拮据中长成。

（乙）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一九二八年国府成立。

一九三七年政府因中日战争西迁重庆。在此十年中，具体之农

业建设为一九三二年在南京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由副所长（部长兼所长，不到所办公）钱天鹤先生一手创办，罗致沈宗瀚、

赵连芳、汤惠荪、马保之、卢守耕、刘淦芝、刘廷蔚及许多未

来台湾之前辈。其他较年轻一辈后来在农复会工作者如蒋彦士、

金阳镐、欧世璜、龚弼、朱海帆诸先生与我，当时均为中农所

技士或技佐。早年无农林部，仅在工商部（后改为实业部，战

时政为经济部）内设农业司、畜牧司与林垦署。中农所当时除

农业外，包括畜牧、林业与农经。一九三四年在中农所旁设立

中央棉产改进所，一九三五年增设全国稻麦改进所，与中农所

合作，进行稻、麦、棉三大作物之试验研究。但中国当时尚无

农业推广机构。

（丙）重庆抗战时代：一九四二年在战时重庆，农林始自

经济部划出，成立农林部。钱天鹤先生于一九四○年出任经济

部农业司长。农林部成立后任常务次长。因历任部长均为军事

上将，钱先生负实际运筹战时农业之责长达六年，至一九四七

年在南京时政府改组，由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生任农林部长，

钱先生始离开农林部。在钱先生运筹之下，畜牧、林业与农经

在重庆时自中农所分出，各自成立实验所，经济则为研究所。

尤其重要者为一九四五年设立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中国方有

农业推广机构。农推会，在后方各省设立推广繁殖站，负责繁

殖改良品种种子与推广。一九四六年政府还都南京后，农推会

与推广繁殖站之业务在各沦陷日军之各省建立。但不久战事即

恶化。推广工作，未及深入农村，大陆即“陷”共。

（丁）肥料与农药：虽然肥料与农药使用，对主要作物而言，均已有根据试验所作建议，但因推广系统尚无全国性之设

置，仅赖各试验机构与大学农学院在有限范围内办理，故不能

普及农村。更基本之限制为农村交通尚未发达，化肥与农药多

赖进口。到岸价格加以内陆运输成本，到达农村时，其总成本

已非绝大多数农民所能负担。国内有民营硫酸铔厂，规模不大，

产品供沿海种植棉花、烟草与果树之农民购用。一般农民，当

时仍以使用有机肥料为主。

（戊）农贷：在中日战争以前，已由中国银行、上海银行

与中国农民银行等在沿海各省办理农贷。对象主要为农民不能

自用及不能在一般市场出售之加工用农产品，如棉花与烟叶等。

银行本身并无足够分支行与人员办理直接贷放。一般透过纺织

业与制烟业之收购系统办理生产贷款，亦可谓预付价款。农业

试验机构亦透过此一系统推广改良棉种烟种、肥料与病虫害防

治。在此范围内，农、工、金融建立良好关系。但面积最大之

粮食作物，因到处可售，农民亦自家食用，农贷回收较无把握，

办理甚少。银行直接贷放予农民之另一困难为除保甲外，农民

尚无经济性组织。合作事业虽已推动，但尚未到达有效服务农

民之阶段。银行无法遍设分支行，雇用足够人员，以办理大量

而每笔微小的贷款。总括言之，一九四八年时，农民主要仍须

向私人借贷。

（己）土地改革：“平均地权”为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重点

之一。最早实施者系陈诚先生于一九四○年（中日战争期间）

任湖北省主席时在该省十四县（其他县为日军占据）实施二五减租。可惜陈诚先生于一九四三年调任滇缅远征军总司令后，

已见成效之减租工作，未能继续。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政

府修正公布《土地法》与细则。并于一九四七年成立地政部。

中农所前农经系主任汤惠荪先生出任次长。同年秋季，召开首

届全国地政会议。筹备择区推行二五减租。但因政府复员南京

后，顷即受到国共内战与货币贬值之夹击，除若干地区小规模

试办外，未能全面推行。汤先生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农复会，

初任技正，农复会迁台后成立土地组，汤先生任组长。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九)：钱理群:你是我的父亲啊,我却再也不敢正视你的脸

按：钱天鹤 农业学家。189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72年8月20日去逝于台北。曾任金陵大学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等职。

先父钱天鹤先生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一九四九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因开发金门岛有功，先父去世后，金门岛人民在岛上为先父建立铜像，以志纪念。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惟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房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奶”——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十四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德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在一起？！在我这样的 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惟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尽管70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十)：寻找钱天鹤

按：在《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中，反复提及一位人物的名字：民国农学派代表人物、胡适在美念农科时的同学钱天鹤，其子嗣中有两位非常著名，一位长子、著名水利学家钱宁教授，一为著名学者、公共知识分子钱理群先生。

寻找钱天鹤

张晓良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于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举办了建所60、70、80周年庆典。我有幸躬逢其盛，参与了庆典筹备工作。60年所庆，我悬挂气球（下缀庆祝标语），迎宾签到。70年所庆，我是《水经新注 生命乐章——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70年》纪念文集（含部分图片）的责任编辑。80年所庆，我是《著江河湖海新华章》（纪念画册）和《为有源头活水来》（纪念文集）的责任编辑。

2000年起，我搜寻史料，向研究所的老人请教，写出10余篇“所史回顾”文章，陆续刊发在我主编的《水生所简报》（2000、2001、2002年）上。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以往对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首任主任钱天鹤少有提及，便于2000年写出《国立中央研究院及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经过》，2001年写出《自然历史博物馆诸位筹备委员简介》，2005年写出《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钱天鹤事略》。2009年是中国科学院建院60年，要求各研究所撰写本所简史一篇。我在起草水生所简史中，注意在机构沿革部分补充了钱天鹤相关内容。

2010年筹备80年所庆时，我通过网络、信函、电话，辗转与钱天鹤哲嗣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取得联系，蒙其馈赠《钱天鹤文集》（已转送水生所图书馆），得以将钱天鹤肖像图片收入所庆纪念画册，将迄今发现的钱天鹤唯一的一篇与自然历史博物馆相关的文献收入所庆纪念文集。事后将所庆纪念画册、文集各两册寄赠钱理群。

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钱天鹤事略

钱天鹤（1893—1972年），字安涛，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农学家、现代农业科学的先驱者，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主要创始人。191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13—1918年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并获农学硕士学位。1919—1923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1925—1927年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927—1929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社会教育组（司）第一股（科）股（科）长，1929—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博物馆主任、顾问。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农业行政工作，先后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常务）兼全国稻麦改进所副所长，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林司司长，农林部常务次长。对发展大后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棉生产有重要贡献。台湾光复后，置身台湾，参与农业政策和实施纲要的制定，对恢复和发展台湾农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晚年投身金门、马祖两岛的农业建设，成绩卓著，甚受两岛人民的爱戴。《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钱天鹤》作者评价：钱天鹤一生清廉，对人仁厚友善，肝胆相照，对于后进和部属，常予扶助提携，助人而不求人知。他公而忘私，精明干练，思考周详，审慎从事，用人唯才，实事求是。其品德行为，令人敬佩。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为院长。时设天文、气象、社会科学、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历史语言等8个研究所。1929年1月，蔡元培院长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澍、颜复礼、李济、过探先、钱天鹤7人为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处设立于南京成贤街46号。当月30日，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博物馆定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由于筹备委员中有出国者，有病故者，当年7月，由院长改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及钱天鹤6人为筹备委员，仍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过程中，通过职员名单、筹拟计划，装置标本，修建房屋，布置园场等项工作相继完成。至1930年1月筹备大致就绪，于是取消筹备处，由院长聘钱天鹤为主任，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为顾问，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本馆以主任综理全馆事务。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全馆之事，则由馆主任钱天鹤综理一切。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本馆组织，可分三项述之：（甲）研究：动物组、植物组；（乙）事务：主任钱天鹤；（丙）顾问：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所载组织如二十年度。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仍分研究、事务、顾问三项。（甲）研究：动物组主任伍献文，植物组主任邓叔群；（乙）事务：主任徐韦曼；（丙）顾问：钱天鹤、秉志、钱崇澍、王家楫。并列出一表，伍献文、邓叔群、徐韦曼三位主任与四位顾问列在同一层次。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三年度总报告·动植物研究所报告》载：“本所原名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自本年度七月一日起，为符合本院组织法中所规定之名称起见，乃改为动植物研究所，仍暂分动物植物两组，王家楫任所长，七月到所视事。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钱天鹤、徐韦曼相继辞职。顾问七人：钱天鹤、徐韦曼、秉志、钱崇澍、胡先骕、李四光、李济。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总报告·动植物研究所报告》载：通信研究员四人：秉志、钱崇澍、钱天鹤、胡先骕。

笔者依据现有史料试作如下分析：

1929年1月－1930年1月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时期。钱天鹤既有学者之望、又负官员之责，故受蔡元培院长之聘，以常务委员负责筹备工作。

1930年1月－1934年7月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发展时期。初期百事待举，钱天鹤以主任综理全馆之事。

中期全馆研究、事务、顾问三项并重，加之钱天鹤兼任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1930－1931）、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31年），钱天鹤主任之责稍减。

后期钱天鹤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常务）、兼全国稻麦改进所副所长（1933－1937年），故辞去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一职，改任顾问。此时期研究工作逐渐加强，动物组主任伍献文，植物组主任邓叔群与负责事务之主任徐韦曼并列。

1934年7月起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名动植物研究所。钱天鹤任通信研究员，类似于今日之客座研究员或名誉教授，又恢复了他原本的学者身份。1944年动植物研究所分建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钱天鹤长期兼任植物研究所通信研究员。

（2005年10月一稿，2008年9月补充。）

参考文献：

1、《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

2、沈志牛，《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农业综合卷·卷1·钱天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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