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手术台上枉死的母婴报仇

四年后，我总算还清了心里的良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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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赵瑜，1965年出生，是南方一所民营医院的妇产科主任。

2016年6月，外出考察了一周的我刚刚回到科室，本院的护士卢美火急火燎地找到我，要求我给她重新做个人流。

7天前，卢美早孕，B超显示有胎芽、没有胎心搏动，需要人工流产。当时，卢美的管床医生是陈琼。陈琼是我们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她给卢美做了手术之后，卢美觉得不舒服，下体持续流血，持续腹胀痛。

陈琼重新给查了B超和血HCG，结果B超显示宫腔内大面积阴影，血HCG很高，怀疑还是早孕。

对此，陈琼的解释是，不排除葡萄胎可能，并私下把卢美叫到了医院门诊，免费又做了一遍清宫手术。

本以为这次总可以清掉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在随后的检查中，仍然证实胎儿还在腹中，血象符合早孕诊断。

这下可把卢美吓坏了，身体重创不说，再耽搁下去，一条小命都可能交代了。所以，她赶紧又找到了我。

又是陈琼！很难想象，一名副主任医师能出这样的低级错误，还能在医院毫发无损。但在我们医院，她可以，因为她的父亲是我们医院的副院长。而这位副院长，曾有恩于我。

还在1998年12月时，我哥和嫂子在一次车祸中不幸罹难，留下17岁的女儿和1岁的儿子。通过陈副院长，侄女被安排进医院内科当了护士，一直工作到现在。三年前，我的母亲病危，也是这位陈副院长出钱出力、动用关系，给予我很大帮助。所以，我的母亲得以安好到现在。

因为陈琼的父亲是医院副院长，所以大专学历的她，以照顾职工子弟的优惠，破例招进了我们的医院。她刚进医院的那年，医院其它所有的科室主任都委婉表达，陈琼是金枝玉叶，不敢造次，只有我欣然地接受了她，进入了妇产科。

他们不接受陈琼的原因主要是，大专学历的医学生只能考取助理医师，没有处方权，更不能进行一些临床诊疗技术的操作，带教累不说，医疗风险很高。

为了让陈琼尽快取得处方权，我鼓励陈琼读了业余本科，五年后才顺利考取了执业医师证，正式参加医生队伍的倒班和轮值门诊，这比本科毕业的医生足足晚了四年。

陈琼属于粗线条的人，工作起来比较随性，动作虽然快，但粗鲁。在她班上经常发生一些小问题，比如做十次早孕流产手术，就会出现一次刮宫不干净或者子宫穿孔的情况。有的医生做了一辈子产科医生，可能也只出现一两例上述的那种情况。

再比如，剖腹产的时候，因为陈琼动作比较快，很容易忽略一些细节，造成刀口过大，甚至到达两侧髂棘，伤到肌腱，麻药过后的疼痛特别明显，恢复也是个难题，翻身或者下地时腹压增加，更是加倍痛苦。

为了让“动作迅速”成为自己的标签，陈琼在手术台上也会故意炫技，曾经为此发生过两三起胎儿娩出后不小心坠地的事情。

然而，陈琼除了“李刚”般的老爸护体，还因为进医院后不久，跟血液内科主任李明结为夫妻，开启了她人生的开挂时代。

2

李明是个很给力的好丈夫。在他的努力下，写文字从没顺畅过、还经常会出现错别字的陈琼，在省级和国家级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文章。血液内科一位知名医生主持的省级科研立项中，也将陈琼的名字列入前三。

陈琼却依然扶不上墙。2013年2月，陈琼班上出了一单大事。那天，陈琼值夜班，助产士给一位顺产的产妇方芳接生。方芳的第二产程比较长，助产士凭借多年的经验，建议不要再耽搁，拉上手术室剖了算了。

陈琼却不以为意，觉得方芳比较年轻，应该没问题。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在助产士的帮助下，方芳好不容易将胎儿娩出，但胎盘超过30分钟迟迟不出，甚至开始出现持续性出血。

这种情况，需要值班医生徒手剥离胎盘，也就是用手顺着软产道，把胎盘抠出来。陈琼本就是一个不注重细节的人，动作比较蛮横，不像很多医生那样使用巧劲。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胎盘剥离过快，导致原本就处于疲软状态的子宫受到重创。

不知道是不是过于疼痛，剥离胎盘的时候，方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学过医的人都知道，如果产妇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叹息样喘气，要警惕羊水栓塞的可能。

陈琼就是受了这种思维的影响，立马启动了羊水栓塞的抢救方案，大剂量使用激素、氨茶碱、面罩吸氧等，忽略了产后致命性出血的治疗，我到现场指挥抢救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最佳抢救时机。

虽然主管院长和医务科长等也在现场，但术业有专攻，他们不熟悉产科的抢救流程，方芳最终因出血性休克死亡。

方芳家属无法接受现实，我在上级医师诊断意见和死亡病例讨论环节，也迟迟无法下笔。我在检查方芳下体的时候，发现她竟然会阴三度裂伤，这在顺产当中是相当严重的并发症。

我想起当时指挥抢救的时候，方芳年迈的妈妈递过来两瓶红牛，我急着进手术室，只依稀听到她在外面大声说：“我女儿以前很爱喝这个，家里没钱，过节的时候才能喝上一罐。她怀孕了一直想喝，她老公都没舍得给她买过一罐……”

方芳死亡的当晚，陈副院长找到我，告诉我医院准备以正高职称聘用我，同时绩效奖和年终奖以及科主任职务是否保留，都将跟这次的处理结果直接挂钩，希望我能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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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这个人不算高尚，自私的凡人一个，父母都是农民，尤其母亲，需要定期去医院做康复治疗，侄子上学等等都离不开孔方兄开路，我是他们经济的主要来源。

另外，我年轻时为情所伤，一直独身至今，没有什么亲戚、人脉，年纪又大，换个工作单位的话，伤筋动骨的地方太多，我不得不仔细考虑陈副院长的话。

陈副院长委婉表示，建议诊断为“羊水栓塞”，家属如果主张权利，可以尸体解剖和走法律途径，最多赔个二十万。

但我知道，方芳的家属来自农村，爹妈比较信奉“留个全尸好投胎”这种说法，不可能轻易同意尸检。我权衡利弊后，顺从了陈副院长的意思。

没想到，方芳的家属一直不肯接走婴儿，并纠集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到医院打砸物品，拉横幅，堵门口，焚烧纸钱等等，医院的正常诊疗秩序受到严重影响。陈副院长怕把事情搞大，说服大院长为了息事宁人，给了家属天价赔偿180万。

得知这个消息，我那原本备受煎熬的良心谴责才减轻了许多。但这件事情对医院的影响很不好，到处都在传说医院救治能力有限。

在对当事医生的处罚上，更是引起了医院人心的浮动。如果换在其他医生身上，轻则扣罚奖金，停止处方权；重则很可能吊销执业证书，开除处理。但陈琼是带护身符的，我和她被停止半年处方权，扣半年奖金。

比较戏剧性的是，处理结果还没到我手上，陈琼就被选送进省人民医院进修一年，处罚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不知道陈琼是不是也受到了良心的拷问，一番努力，总算通过了卫生系列高级实践能力的理论考试，取得了高级职称评审的入场资格。在李明的斡旋下，2014年3月，只有36岁的陈琼副主任医师资格证顺利到手。

同年，陈琼又去省妇幼进修了一年的腹腔镜。

4

陈琼进修回来之后，我和她便成为妇产科的主力。意思是，如果要剖腹产或者做非门诊手术，只能在我们两个人中间二选一。

有一天上午，我在科室查房，陈琼主管床位的一位待产妇找到我，她要求剖腹产。

我查看了一下她的病历，发现各项检查指标都符合顺产指征，刚想开口劝她，她突然把嘴巴贴到我耳边：“我婚前，也就是两年半前曾经剖过一个孩子，被父母送人了。老公是初婚，他和婆婆不知道我曾经生过，想我尽快生二胎，所以坚决要求我顺产，恢复快，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情况。”

她还说已经跟陈医生沟通过，但陈医生非要听家人的。我一下子就有点急，开了B超单，让B超室评估一下待产妇的子宫疤痕情况，结果很不乐观，硬要顺产，很可能会出现子宫破裂。

我跟陈琼沟通了一下，陈琼把头一甩：“活该，谁让她之前不检点的。”我说这样会死人的，再说，在感情上，我们没有权利指责任何人，我们的任务是确保待产妇和胎儿的安全。

陈琼不为所动，睨了我一眼，嘴里飘出“老孤婆懂个屁”之后走了。我找医务科汇报了这件事，医务科长让我找陈副院长。我只好硬着头皮跟陈副院长沟通，他反倒给我上了一课：“这说明陈琼是个有正义感的孩子，再说，听她丈夫和婆婆的建议也没错啊！”

就这样，不知情的家属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我碰了一鼻子灰，索性去门诊坐诊。没想到这当口，待产妇就出事儿了。她在助产士的帮助下，进入产房顺产，过程险象环生，血压、血氧饱和度忽高忽低。到第二产程时，胎头还没拨露就不行了，突发子宫破裂。

以我们医院目前的抢救水平，根本不可能应付如此突发的症状，我为陈琼的无知者无畏的精神感到脊背发凉。

最终，产妇和婴儿双双死亡。但因为有家属的签字，他们自认倒霉，没有追究医院的责任。陈琼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的心情却无比沉重，很多个午夜梦回的时刻，我都在想要不要站出来揭露此事，却最终被现实利益压了下去。

这沉重的枷锁，我就此一直背在心里。

5

现在，经由陈琼的手，又搞出了卢美的烂摊子。为了慎重起见，我特意找了我的同班同学帮忙，她在市三甲教学医院做妇产科主任，业务水平非常过硬。

做手术之前，卢美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需要休息调养一段时间。另外，卢美的家境不是很好，同一次怀孕的二次、三次人流是不能按生育保险报销的。

为了帮卢美节省开支，在她的请求下，这次手术并没有走正规流程，也就是说，在我同学的科室悄悄做的。

然而，这次手术并不是很乐观，可能是受前两次手术的影响，卢美的宫颈扩不开，出现严密粘连。经过40分钟的分离，扩宫器好不容易伸进去，却又发现子宫也出现了大面积黏连和感染，一个子宫角已经完全打不开。

正常的人流手术只需要十几分钟，手快的几分钟就能搞定，这场手术却耗时两个小时。后来，虽然经过系统治疗，但是卢美的子宫还是受损严重，只得次全切除，能生育的可能性为零。

卢美的老公是独苗苗，婆婆盼孙子都快魔怔了。这对卢美来说，打击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卢美本想着大家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也是通过正常流程，光明正大缴费住院的，如果陈琼肯打个电话问一下，或者托人探望一下，心里多多少少都会舒服一些。

然而，并没有，陈琼仍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觉得这种事情很正常，做手术本身就有风险，有本事别找她啊！

卢美咽不下这口气，找陈琼理论。陈琼根本就懒得和她扯皮，说自己没有错，做了这么多年手术，从没有哪个人说过她的不是，没有哪个像卢美这样烦人，这样胡搅蛮缠。

卢美气结，找了几次都没有讨到说法，就对陈琼说要去告她。陈琼眉毛一扬：“随便，告到北京城都行。”

6

卢美找到我，想让我同学出具当时的手术诊断，其实她是想获取手术取出的组织残留物作为胚胎组织的证明。

我同学当时确实从卢美子宫取出了胎儿组织，但程序不合法。如果当时是我帮卢美做的手术，我可能会考虑站出来。但同学只是出于友情援助，为了卢美的请求，节省开支，不走寻常路，现在让她出具诊断证明和作证，让我以后如何在江湖上混？再说，没有挂号住院一系列证明，跟造假没两样。

我便一直拖着，不给卢美明确答复。不知是不是陈副院长从哪里听到了消息，他专门约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喝茶。

那天，陈副院长首先关心地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又委婉地表达了一下让我严格管理她的女儿，如果女儿做得不好，我这个科主任脸上没光不说，还要负连带责任。

再说，医院近期的招聘通道几乎被董事会封死，没有新人进来，工作量那么大，少一个人科室运转会很吃力。另外，科室人对我的意见很大，是他陈副院长一直压着，我才得以稳坐科主任位置。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一会儿想到年迈的父母，上学的侄子，一会儿又想到卢美那张凄苦的脸。我办公桌上那两罐过期的红牛，更是让我想起曾经殒命的方芳，以及枉死的那对母婴。

在这样的犹豫不决之中，我一拖再拖，卢美虽然不满，可也没有办法。

2017年4月，在医院待产的医务科长的老婆出现难产指征，需要剖腹产，医务科长特别打电话让我亲自上台。

手术室正在准备手术间，我一边洗手，一边想着那烦心的事儿。陈琼穿着手术衣，突然出现在我旁边：“又不是什么大手术，有什么要担心的，我30分钟就能让她平安下台！哎，可惜我不是主刀！”

原来，医务科长为了安全起见，特意让陈琼上台做我的一助，而且这事儿还没跟我商量，这让我异常难受，感觉被轻视了。

一刹那，我有了主意。明目张胆地撂挑子，显然不符合我这个年龄段的处事风格。于是，我便借口拉肚子，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踩到有水的地方，摔到了她们放盆子的地方，“哗啦”几声，盆子、罐子摔了一地，我则躺倒在地上。

原本我只想装下拉肚子不上手术台就好了，没想到这地是真滑，力度没有掌握好，我老人家摔到了头，脑袋嗡嗡作响，半天起不来身。

陈琼跑来，看到我这种情况，一下子乐了：“赵主任，你这手术看来是上不了了，我牺牲一下，再找个助手，您回房间好好休息下！”正说着，几个护士跑来，搀扶着我到了休息室。

医务科长的老婆有名的难伺候，泼辣起来我仨都顶不上她一个。现在她难产，助产士告诉我是因为臀位且破水。她体型肥胖，皮下脂肪厚，切开之后，视野会相当差，属于复杂型手术。此前，但凡难点的手术我都会做好充足的术前评估和准备，看解剖书、查文献、召开术前讨论。

陈琼几乎没有上过复杂的手术，而且年轻气盛，平常又会做人，底下人也乐得哄着她。她一向不服我这个老孤婆，总想着出风头，把我取而代之。

说句实在话，虽然我对科室同事脾气差点，但我的技术也是公认的，不然陈副院长的女儿现在风头正盛，我还能做得了这个科主任的位置？

7

综合考量过后，我干脆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陈琼，能不能搞得定，就看她的造化了。

手术耗时比预期长了两个多小时，据下台的其他医生讲，新生儿股骨骨折，产妇流血不止，需要立即转往上级医院。

躺在手术室休息室的我，赶紧让手术室护士长把手术监控拷给了我。之前，为了探讨病例，促进学习，医院引进了手术室监控，专门拍摄一些技术难度相对较高的手术。陈琼接替我上台，我怕出娄子，还是让护士长打开了监控。

不出我意料，待产妇肥胖的腹部掩盖了视野，陈琼求快，将切口切得过大。胎儿又是臀位，子宫极度前倾，子宫体切口较好，但陈琼做的是子宫下段横切口，还使用了勾臀法，导致新生儿股骨骨折。加上她缺乏耐心，又想让自己“旋风手”的名号名不虚传，胎盘还没有自然娩出就徒手剥离，进行宫体检查的时候也不够仔细。

如此，子宫持续出血，涉及到多层次的对接，切口缝合的难度也加大很多。我没有吭声，暗暗将监控录像保存了下来。

医务科长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但可能碍于陈琼是陈副院长的女儿，没有将情绪表现在脸上，找到上台医生询问手术细节。后来，他又找我进行探讨，我看破不能说破，毕竟，现在最重要的是救治产妇和新生儿，而不是引起内部矛盾，何况陈琼还是我手下。

此后，医务科长对陈琼的评价明显差了很多，有时候妇产科行政查房，他都会借题发挥一下。陈副院长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就这么一个女儿，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女儿身上，指望着她在自己还能掌权的时候，出人头地，能在医院站稳脚跟。

没想到，接连几次都被医务科长拿来批斗，导致陈琼副主任的任命被搁浅。只是，陈琼并不知道她老爸的良苦用心，一点都不长记性。

2017年12月，陈副院长变成一把手，更是开启了疯狂把权时代，但凡跟他关系好的人，都被破格提上来，医院人情变得凉薄，有关系的削尖脑袋往陈院长的圈子里钻。

而我，开始变成陈院长主要排斥的人，因为他要为陈琼清扫路障，开除我的侄女便是第一个信号。

卢美和我侄女是一个科室的，她趁机旧话重提，希望我能站出来，帮她作证。此时的她恨透了陈琼，因为没有了生育能力，被婆家抛弃了。我很理解她，但此时我还差半年退休，便让卢美再等等。

终于，机会来了。2018年的春节过后，陈院长因为上台后的种种不公做法，引发了众怒，正好赶上纪检委检查，被人举报。

说我落井下石也好，说墙倒众人推也好，反正我马上也可以退休了，没有什么需要再害怕的了。2018年7月，我终于鼓起勇气，将所有我知道的内幕整理成材料，将自己留存的有效证据汇总，比方手术台上的视频，我偷偷用手机拍的卢美手术和清除的胚胎组织在一起的照片，当时和同学讨论的录音，那对枉死的母婴的B超诊断等等，分别交到了卢美和医务科长的手上。他们所请的代理律师，会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来，经过这一次次的医疗行为，我唯一确定的是，陈琼确实不适合当医生，她早应该被清除出医生队伍。不论到时法院怎么判，陈琼的行医生涯总归是能被提前结束了。

陈琼的丈夫不甘示弱，开始为她多方奔走。对此，老孤婆我眼不见，心不烦，挥挥退休的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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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瑜 退休医生

编辑 | 阿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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