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没说出的心里话

1992年7月，于是之最后一次登上人艺舞台。这是他主演的第374场《茶馆》。

然而，演了几百场“王掌柜”，于是之这次却卡壳了——对不上台词，望着老搭档郑榕，叫不出“常四爷”。

谢幕时，听着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于是之落泪了。那天晚上，童道明陪他一起走出剧场。站在院子里，于是之望着夜空轻轻叹息一声：“从前演戏觉得过瘾，现在觉得害怕。”

于是之知道，自己告别舞台的时间，到了。

一个话剧演员，说话却出现障碍，这对于一个把演戏当作毕生追求的人，打击之大，除了于是之本人，只有妻子李曼宜最为了解。

李曼宜记得，于是之那时变得非常脆弱和敏感，“不知什么时候想起什么事，或是看到过去的什么东西，如相片、文章，又或是别人无意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表情，都会让他不愉快，有时他会暗自生气，有时会伤心落泪，甚至失声痛哭”。

李曼宜懂丈夫的情绪起伏，因为他自卑地认为自己“没用了”。

正是在那段时间，夫妻俩谈到了将来谁先“走”的问题。于是之说：“我要是先走，你会非常痛苦，可我相信你还能过得很好。要是你先走了，那我可怎么过啊！”

李曼宜说，不如趁着两个人都在，把他们几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都记下来，将来剩下一个人时，看着它，也是个纪念。

于是之同意了。他说，他还要写写自己的那些“良师益友”。随后，他在一张废纸背面拟了个“良师益友”的提纲，提纲的最后一段，写的是李曼宜。

李曼宜既好奇又期待，丈夫究竟会怎样写她。然而，她最终也没能等来那个答案。

2013年1月，被阿尔茨海默病折磨多年的于是之去世。6年后，《我和于是之这一生》出版，94岁的李曼宜在书里记录了夫妻二人在风波迭起、世事沧桑中的相依相傍，记录了贯穿他们一生的爱和信任。

1949年春天，北平刚刚解放不久，春寒犹厉，但空气中已有一股暖意。

就是在这个春天，李曼宜考入刚刚从解放区进入北平城的“华北人民文工团”。当她坐着团里唯一的交通工具——一辆小毛驴拉的胶轮大车，来团里报到时，看到在一众穿着灰粗布制服的团员中，有一个穿紫红色毛衣的年轻人，跑上跑下甚是显眼。

“他这身打扮，不像‘老同志，可又俨然以团里主人的身份在接待我。”李曼宜忍不住暗自思量。

待大家都安排妥当，“紫红色毛衣”自我介绍说，他叫于是之。“干钩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

于是之只比李曼宜早入团一个月。两个人熟悉后有次闲聊，发现他们其实在1944年就见过彼此。

当年，李曼宜和家人住在一个很大很深的院落，一起住的几户人家都是知识分子家庭。那年暑假，院里几家的孩子聚在一起，决定排演话剧《雷雨》。然而大家发现人手不够，缺个演周萍的人。于是，一个孩子请来了那时还叫于淼的于是之。

人一凑齐，没有寒暄与彼此介绍，立马开始排戏。

李曼宜被分配演蘩漪。要和一个陌生男孩对词，她觉得特别紧张，头也不敢抬，眼睛紧紧盯着剧本。排练到最后，她都没看过于是之一眼。

5年后，两个人再度相逢，提起这段往事，于是之忍不住对李曼宜说：“你那时只顾低着头念词，从不抬头看看，凡是蘩漪的台词里有‘我爱你或者‘你爱我的话时，你只念‘我——你‘你——我，把那个‘爱字去掉了。”李曼宜听罢，抗议道：“蘩漪有这样的词儿吗？我怎么不记得？”于是之说：“有，有，有啊！”

两个人大笑。

也正是在这一朝一夕的相处中，二人渐生情愫。1949年10月，团里筹备演出苏联话剧《莫斯科性格》，于是之在剧中饰演男主角维克多。他试图通过读书探寻“维克多的恋爱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似乎也有些想谈恋爱。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的恋爱颇有苗头……我每一次分析与创造维克多的时候，总想到她，这能使我在分析中有更浓的感情。”

这里的“她”，指的就是李曼宜。

而彼时的李曼宜，其实也是有感觉的。她曾在日记中写道：“于的问题，现在还很难测，我仍在犹豫……”

而到了12月20日，两个人的日记中，都谈到了恋爱的事。于是之似乎怕被人看到，心绪全用英文表达。李曼宜则这样写道：“我很希望那件事情（当然是指我和他的关系）能明朗化，我是不喜欢在那些事上浪费时间的，我坚持我过去的念头，那必须是对事业有所帮助的，否则，就可以不去管它。”

然而就在12月31日，于是之没能控制住情感的闸门。在1950年1月1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昨天，与曼宜明确了恋爱关系。谈得很严肃……‘我们算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她坐在炉边椅子上这样问。‘就从现在开始吧！我这样答。我们吻在一起了……我觉得她更美了，我们将很快结婚，我估计在今年春天。”

许多年后，李曼宜曾听一位老友说：“当年你们俩恋爱谈成了，把是之高兴的，回到宿舍里满地打滚儿，还说‘李曼宜答应我了……”

不知这是真有其事，还是老友的演绎。不过于是之的欣喜，众人皆知。他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快乐的幸福的1950年。”

当他们俩的感情相对稳定后，结婚一事被提上日程。

1950年3月22日，剧院（1950年元旦，华北人民文工团改组扩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莫斯科性格》开庆功宴。大概是为了喜上加喜，領导同时决定，于是之和李曼宜的婚礼也在这一天举行。

李曼宜记得，两个人当年的结婚“礼服”是自制的，“就是把去年发的灰色棉制服拆了，抽去其中的棉絮，做成夹衣，然后洗净熨平，穿起来相当笔挺”。至于结婚证书、婚纱照，一概没有。幸好剧院准备了一块粉色缎子，供大家签名，缎面上方写着：“于是之李曼宜同志结婚志喜。”这块最终被大家密密麻麻签满名字的缎子，成了两个人唯一一件珍贵的结婚纪念物。

婚姻不是靠你侬我侬就能走远的，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独立个体，势必相互磨合，才能长久相依。

于是之有时就喜欢“生闷气”，甚至会用拳头捶桌子、捶胸口，夜里跑到院子里用头顶着木柱使劲蹭，愤怒时还摔过茶杯、暖壶。不过李曼宜说，这已是于是之发脾气的极限，他不会和人大吵大闹，“他这个毛病可能也和他后来得的病有关”。

另外，于是之也不懂如何讨妻子欢心。去莫斯科访问，路过商店，其他人都进去看，他却很不情愿，最后还是同行的同事挑了一个精致的双层针线盒，让他带回去送给李曼宜。事后，李曼宜感叹：“这样的礼物，要等于是之送给我，大概是没有希望的。”这个针线盒，她一直用到今天。

在某种程度上，于是之是不爱表达的，而他内心的起伏，或许只有李曼宜最懂。

1984年2月，经北京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讨论，于是之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李曼宜记得，当年丈夫和自己说：“一想到下一步，只觉得前边是一片海，明知是海，大概也要跳了。我不想当官的心情，将来恐怕只有你来证明了。”

于是之担任第一副院长的8年，正是北京人艺原创大戏迭出的时期。而这8年，又何尝不是作为演员的于是之本该有的表演黄金期？作为晚辈的剧作家郭启宏说：“放下可以继续辉煌的‘演员于是之，捡起一脖子麻刀的‘第一副院长，有识之士因之扼腕长叹。”

李曼宜回忆丈夫作为“行政干部”的那8年，他从来没有所谓的上班、下班或休息、放假。作者来访，随时“破门而入”。但于是之最爱聊的，其实还是创作。

回望这8年，李曼宜在《我和于是之这一生》中写道：“尽管有人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甚至也有人当面或在背地里骂他、批评他，可他为这家剧院真是尽心尽力了。我想他就有那么大的本事，也全用上了。”

在李曼宜眼里，丈夫当初明知前面是海，还是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仅凭他那很不娴熟的‘仰泳，总算没有被淹没。但——他，太累了。”

其实在做“行政干部”时，于是之就有了患病的征兆。比如排练话剧《洋麻将》时，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衰退得严重。

丈夫一边演戏，一边做领导工作，备受煎熬且身心俱疲。李曼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92年，在《茶馆》演出前，于是之的病状出现得更为频繁。那时，他常会忘记别人的名字、忘记地名。

1994年，于是之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那年年底，报上刊登了美国前总统里根患此病的消息。于是之看后，久久没有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他和朋友们自我调侃：“我这辈子说话太多了，老天爷不让我说话了。”

作为妻子，李曼宜也是过了好久，才接受丈夫得这个病的事实。

最初，一辈子好强的她，觉得难堪。

在李曼宜看来，那段时间，自己最大的痛苦，“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她有时也会一个人在深夜失声痛哭，宣泄心中的凄凉与郁闷。但宣泄过后，她会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是之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在他有生之年，绝不能再叫他受委屈，我要对得起他”。

于是之患病后，几乎全部的护理工作，都压在李曼宜一个人肩上。

1999年的正月十五，正在厨房的她听到外面“扑通”一声。她连忙跑出来，见于是之坐在了地上。她上前扶，没扶动，自己却重重地磕在水泥墙的棱角上，瞬间动弹不得。

她忍着剧痛，一点点挪动脚步，蹭到电话机前，给儿子打了电话。而于是之有些吃惊地看着她，她捂着腰对他说：“不行了，我摔坏了，动不了了。”

那时的于是之，已经不怎么能讲话了，见妻子这样，忽然急得在地上爬，并大声嚷起来：“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最终，夫妻二人住进了同一间病房。由于要做各种检查，李曼宜常被人抬出病房，每当这时，于是之就特别不安。有一次，他甚至跟着抬走李曼宜的人跑出病房，但一下子没跟上。见妻子没了影，他更急了，就跟着查房的主任，主任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想问妻子被抬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不行了，但他没有能力讲出这些话。没法从主任那里得到答案，他就开始在病房的过道里到处跑、到处找，直到看见李曼宜回来，才安静下来。

就在两个人住院期间，有剧院的同事来看望于是之，说到《茶馆》要复排了。李曼宜发现，于是之眼中刹那间闪出了光。

于是之住院时，为了让他安心做理疗，李曼宜会和他讲过去的生活片段：“1949年，南京解放，我们一起上街打腰鼓，‘咚吧咚吧咚吧。”她还会给他念儿子小时候常说的童谣：“小白兔，白又白，两只（ji）耳朵竖起来，爱吃（qi）萝卜（gu）爱吃（qi）菜，跑起路来特（tuo）别快！”有时于是之晚上睡不着，她就给他唱《摇篮曲》《圣母颂》这些他们年轻时爱听的曲子，听着听着，于是之就静静地睡了。

在于是之住院的最后岁月，李曼宜风雨无阻，几乎日日到医院陪伴丈夫。

李曼宜不愿别人称丈夫为“植物人”，她不接受这个冷冰冰的词。她记得有一次黄宗江在电话里和她说，之前总不理解那些推着瘫痪病人在院里散步的人，可是在自己的老伴儿去世后，他忽然懂了。他说：“即使老伴儿瘫在床上，再不能动、不能言，我也愿意守着她、照顾她，这里有我们的感情，不论怎么样，我们两个还是在一起的。”

黄宗江说的这些，李曼宜懂。

然而最终，于是之还是先离开了。丈夫去世后，李曼宜向北京人艺的领导提出，想让他和工作多年的“家”——他挚爱的舞台，做最后的告别。

2013年1月24日，于是之的靈车从医院开出，驶向首都剧场。之后，灵车绕剧场一周，停在院内。在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后，灵车再次启动。“是之真的出发了，他向西，再向西，走向远方。”李曼宜在心里默念。

最后送别时，李曼宜在给丈夫的花篮上写下“是之，我爱你”。

这是她一辈子也没有对于是之说过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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