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口述“西安事变”： 两只白兔带我到藏身之处

一“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翻墙逃跑时跌伤腰部，所以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就请假回老家奉化溪口镇休养。从1937年1月3日起，他开始补写“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

2月2日，蒋介石移居杭州西湖澄庐养疴，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和医师郑祖穆等随行。蒋介石将补写的日记交给陈布雷，命他编撰《西安半月记》。

蒋介石在西湖澄庐期间，有一位名叫哈雷特·阿班的美国记者前去作客。在他的引导下，蒋介石向他口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一个外国人讲述“西安事变”。

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说：

华清池北面有一栋房子，紧靠着后墙，我就睡在那里。忽然间，我被一阵响声吵醒，是南面院子中的枪声和叫喊声，当时正是早上4点。我的卫队一共不到一百人，他们都对我很忠心，我想可能是有刺客。

这里所说的“华清池北面有一栋房子”，就是蒋介石所居住的五间厅，今天人们到西安临潼的华清池都能看见。但说这栋房子在“华清池北面”，不知是蒋介石口误还是阿班的笔误，应该在华清池的南面。后文“我朝着北面的那堵墙用尽全力拼命地跑”也有方位上的错误，应是“朝着南面的那堵墙”拼命地跑。文中所说的事变发生时“正是早上4点”，也与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日记》不同。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日记》都说是早上5点半，但一般人认为“西安事变”发生的具体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蒋介石对阿班口述“西安事变”时，正是陈布雷编撰《西安半月记》的时候，蒋介石在事变发生时，仓惶之间无法获知准确时间，也是可以理解的。

蒋介石继续说：

我睡觉的时候有个习惯，喜欢穿美国人那种长睡袍，老式的那种，而不喜欢穿一整套睡衣裤。被声音吵醒之后，我马上跳下了床，没顾得上穿衣服，看见一双布拖鞋，就赶紧穿上，又拿了一件深灰色的绸面薄棉袍套在身上就跑了出去。天色还非常黑，因为当时正是冬天。我朝着北面的那堵墙用尽全力拼命地跑，然后使劲往上爬。那面墙足有八九英尺高。

我费力地爬到墙顶，然后用两手抓住墙边，让身子慢慢往下挪，之后把手放开，掉了下去。我本以为八九英尺高应该也没问题，可没想到，墙外面是条护城河，我掉下去了，觉得有三十英尺那么高，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我一下子掉进了河底，冰块把我身上划得到处是伤，下坠的冲击力撞得我浑身疼痛，更重要的是尾椎骨摔得站不起来了，拖鞋也没了。没办法，我只得用手和脚支撑着往上爬，终于爬了出来。钻心的痛侵蚀着我的身体。北风呼呼地刮着，就像刀子，地面冻了很厚的一层，到处都硬得要命。一堆堆的积雪遍地都是。

现在看来，所谓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伤，并不是被枪击伤，而是他向南翻越华清池围墙时摔伤的。这堵墙从内看起来并不高，但外面看来却很高，所以蒋介石在族孙、侍卫蒋孝镇的帮助下爬上墙顶，又从墙上溜下来，跌入墙外深沟，尾椎骨被摔得站不起来。蒋介石在其他资料中对此也有记载。

蒋介石继续说：

我一点一点地慢慢爬到了位于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越来越亮了，我到处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没有用，附近没有这样的地方，想找一棵树躲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华清池那边的战斗还在继续，我的卫队人数没有对方多，好像已经落了下风。我们一边打一边设法逃脱，而对方则一路乘胜追击，听到枪声离这边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自己是没办法逃脱了，想着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真的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可一下子我又有了信心，开始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我祈祷了很长时间。我跟上帝承认我的错误和我的罪过并真心地祈求，希望上帝如果真地安排我拯救中国，就救救我，让我安全地渡过这个难关。

我再次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我忽然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两只白色的兔子。我想这肯定是上帝在指引我，想让兔子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于是，我就一直跟着兔子，一瘸一拐地往山坡上走着。它们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在地上稍作休息。最终，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头后面。我跟着它们爬到石头前面，感觉这正是上帝为我准备的藏身之地，那里正好可以容下我。

蒋介石说他在危急时刻，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正如我们普通人在无助的情况下求神庇佑一样。但他说关键时刻，出现了两只白色的兔子，并带他到藏身之处，这却是蒋介石其他关于“西安事变”资料中从未见过的说辞。即使真的出现过两只白兔，但说成是“上帝的指引”，除了精神上的寄托以外，大概还有“受命于天”的吹嘘成分。

蒋介石最后说：

没过多长时间，叛军的秩序和纪律都恢复正常。我被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我杀害，也没有让我受刑，只是又让我回到了华清池。之后，我又被他们带到了西安城中，关了起来。

在西安，蒋介石先被关押在新城大楼，后来移居到张学良公馆附近有暖气设备的高桂滋公馆。在周恩来等人的调停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

不久，宋美龄撰写了《西安事变回忆录》，阿班以1.2万美元（合当时法幣4万元）的价格竞买下它的版权，并在美国出版。宋美龄对此十分感激。

阿班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撰写了《我的中国岁月》，其中记载了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口述文字，为后人留下了罕见而珍贵的资料。这份口述资料可以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增加人们对“西安事变”的认识，至少可以从中了解蒋介石当时的内心活动。当然，阿班十分了解蒋介石，他在书中说：“自1936年12月被劫持后，总司令便深信，他是上帝选定之人。”但相信上帝选定，终不如相信人民选定的好。

（摘自《文史博览·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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