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陈光泉

老兵===陈光泉

李保平

前不久到武乡参加一年一度的八路军文化节，武乡籍的美女作家蒋殊新书《重回——1937》 出版，送了我一本。《重回——1937》真实的记录了一些抗战老兵的过去。读着这本沉甸甸的书，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老兵陈光泉。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在太行山里的东庄店上是有房子的。那房子虽然完全是土坯房，可处的地理位置还是不错，就在店上的中央，店上往北8里是武东的重镇洪水，往西是蟠龙，往东就是左会抗战时期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黄崖洞。我家门口是一条可以行走三架马车的大路，路是用鹅卵石铺成的，钉有铁掌的马蹄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声音，尤其在夜晚，显得格外响亮。隔着大马路对面便是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的天顺店。天顺店由是一溜非常气派的青砖大瓦房，里面有客房、饭店和我记忆里非常深刻的壮观的牲口的棚子。因为东庄店上天顺店特殊的地理位置，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天顺店除了让这些客商歇脚过夜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商业功能，那就是转运商品物质。抗战时期，父亲带领的八路军辎重营就驻扎在天顺店，以担负着转运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生产出来的枪炮弹药的任务。武乡紧邻明清年间票商巨贾十分豪盛的祁县、太谷，17世纪末晋商的崛起无疑也影响着武东山区，天顺店如果有溯源的话，就应该是哪个时代的产物了，也许天顺店与太谷、祁县那些富甲豪商的店铺相比拟，但是在我的感觉里它更加像是一个古老的驿站。

母亲曾经告诉我们：店上的房子来得非常不容易，原先那里是一处煤灰坡，父亲硬是用双肩把那些煤灰一担一担的担了出去，开掘出那样一块平地，盖起了房子。房子不大，只有小三间，院子也很小，不过勤劳的父亲还是在那小小的院落里栽下了不少的桃树、杏树……到了春天，满院红红的桃花艳煞个人。全国解放以后，父母亲随着浩浩荡荡南下干部大军走了，姥爷就把那房子卖了。以后在我们回姥姥家，只要路过那里，都会在那里驻步，向那越来越破落的房子院子投去一束特殊的目光——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最初的家呀！

 这个老兵陈光泉的家就和我家是一墙之隔。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很有乡土观念的人，尤其在遥距千里的异乡，父亲对家乡、家乡人那种异乎寻常的亲近之情常常使我们无法理喻，何况这个陈光泉还是一个和他有着同样经历，走过雪山草地，一起长征过的红军。对于他的态度总是不冷不热可父亲唯有对陈光泉是个例外，对于这个老乡加战友的态度总是不冷不热，就连年幼的我也能够感觉到，正因为如此，好奇的我问过父亲……父亲用一种很特殊的目光看看我，悻然地回答道：“他做过日本人的俘虏。”

  我所认识的陈光泉已经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了，他完全没有父亲那样高高的个子、粗大的骨骼、突出的棱角，他矮小而瘦弱，身形显得卑微，左眼在战争中被打掉了，换成了一只黑色的假眼睛，每当跟人讲话时，他的一只眼睛闪烁得不停，另外的一只眼睛一动不动，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当那窗户被关上了，他的内心世界也就变得神秘、深不可测起来。

  那时，陈光泉在东庄生产队里饲养大牲畜，成天和一群不会人言语的牲畜在一起，他也变得少言寡语。黎明时分，伴随着一串串清脆的牛铃声他和那些牲畜就出现在空旷的河滩上，淡淡的晨雾弥漫着、升腾着……我只有在上学的路上，过河时，偶尔才能遇上他，每每只要是他看见我，就用他那难以改变的乡音跟我打上个招呼：

  “小老乡，上学哪？”

   我有些胆怯地看着他那只凝固着一动不动的眼睛，便跟着同学们跑开了。

  后来，我长大了许多。再回姥姥家时，见到陈光泉，真的我有些惊讶，沧桑的岁月好像就和他的那只眼睛一样，也在他的身上停滞了。他的模样完全就和我童年记忆中一样，根本就没有多少改变。不过我对他的怯意已经没有了，他依旧是一口很地道的川北土语。

 “我的老家是在旺苍……和你的老家巴中是紧挨在一起的……”

 陈光泉参加的同样是红四方面军，那是一支人类战争史上经历过最多磨难的军队，什么“九死一生”，什么“枪林弹雨”，对于他早已失去了惊骇之意，从鏖战百丈关到雪山草地，再到几乎全军覆没的西征，哪一幕不是惊天地、泣鬼神，悲壮惨烈、空前绝后。

  啊，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目睹了那么多的生死，陈光泉在整编为国民第十八路军东渡黄河后，和日军的第一次战斗中，就被俘，开始了他长达近10年的战俘生活。

  “起初是在满洲……后来才到了日本国……”他喃喃地跟我叙述着，在他那有些木讷的神情里，他说得很慢，也没有多少逻辑，常常是东一句，西一句。

  “好些人都觉得活不下去了，有跳海的，上吊的，死是容易的，要活下去就太难了。可我一定要活下去。实在是难熬了，我就想我的家乡，想我家乡的山水，想我小的时候那些不知道啥子叫苦，啥子叫怕的日子……想像着以后回到我的家乡，我也要盖上瓦房，讨个女人，生一大堆娃儿……在那里，人是不能活在现实里，而是要活在梦里，活在将来……”。

  听他这样的话，我不由得想起在二战期间，有位叫弗克兰心理医生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在绝望中，他就想象着自己在战后的讲坛上讲课，内容就是在集中营里人的心理，此时，他就觉得他现在所受的一切苦难、煎熬都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课题……他在战后出版的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未经我允许，任何人都不能伤害我。”

  从日本的秋田花冈町到北海道，陈光泉度过了那些炼狱般的日子。毒打、苦役都实在是算不上什么,最让陈光泉刻骨铭心的煎熬是饥饿，也许有了长征草地里那独特的生活经历，依靠着对生命热灼的渴望，他再一次从死亡之中站立了起来。不过，对于我颇好奇的日本经历他依然是讲得很少很少。

  “听村上人说，你在日本还有个女人……完全是靠着那女人你才活下来的。”陈光泉那呆滞、木然的脸上闪烁出一丝很难令人察觉的光亮来，但很快地那光亮便消失在了一片阴霾之中。他长长地叹出口气：“人，只要是想活下去，就得啥子办法也要用上……”我望着他那只凝固着、一动不动的眼睛，再也没有问下去了。

 “抗战胜利，我们被接送回到国内。是在青岛上岸的。我们住进了一家很漂亮的旅店。国民党派员来对我们说：要是回老家四川，就发给我们路费。不想回去，当国军也行，就是不能回到老八那里去。”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陈光泉与另外几个人相约逃离了青岛。一路上为了避人耳目，他们白日歇店，黑夜赶路。就这样摸索着回到了自己人的身边……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呀！眼泪肯定是多余的，有的只是那语言无法表达的喜悦……可是等待他们的却是那几乎无休止的审查和怀疑。对于正常的审查，他们并无怨言，他们身体上那累累的伤痕，他们内心里那不灭的信念是经得起任何审查的。可那样的怀疑却永远无法让人消除。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他被遣送到了太行山里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对过去的一切既不追究，但是对于他过去的曾经光荣也不承认。

 是的，为什么要被俘？为什么不死去？为什么对生命如此眷念？对于生命悲观是容易的，但是要彻底的悲观又确实很难很难。人们通常用“苟且偷生 ”来形容懦夫、弱者，但是只要我们睁开眼睛看看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只要你还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苟且”又岂能“偷生”。想起来这真是一件让人既伤心又无奈的事情。

  记得小时候听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战士讲：在朝鲜他们每俘虏一个美国兵，都会从他的身上发现一张用中、英、朝鲜等多国文字印刷得十分精美的投降书，内容主要是希望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同时受到宽大处理等等。这曾被我们从小受到“宁死不屈”教育一代人视作“笑柄”，同样也成了老人家“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英明论断的有力证据。然而，在今天看来，就这样的“笑柄”确确实实闪烁着人道、人性以及对生命尊重的道德光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死亡，不管你是气壮山河，还是惊天动地，应该说就死亡的本身来说是毫无价值。当然，我决没有对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做出牺牲的人有任何蔑视和贬意，相反我对那些崇高的牺牲、壮美的捐躯永远怀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敬意，但一切应该如佛教释义中的涅磐一样，死的意义在于生。就连老人家在说到“死得其所”时，也不是说“要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吗？

 从1946年被遣送的太行山一直到1986年才恢复陈光泉老红军战士的待遇。由民政部门每月发给生活费人民币30元，整整40年呀！一个人的一生又有几个40年？不啻的一天一天，不啻的一月一月，不啻的一年一年,可他还是这样走过来了。

在写这样一篇文章的同时我特别想找到陈光泉的一张照片，我为此特意到了东庄，找到陈光泉的三儿子，长得几乎和陈光泉一模一样同样瘦小正在麻将桌上酣战的他一口拒绝了，告诉我根本就没有，告诉我：谁还留着那些东西。村里原来的老支书花堂告诉我，你去告诉他，也许会有什么补贴，于是不甘心的我又到了那个烟雾弥漫的屋子里，告诉了三儿子这句谎言，他立即带我到了陈光泉的老屋里，翻箱倒柜寻找了半天，最后在床底下，一个满是尘土的破旧箱子里找了原来由民政部门发放补助的一个小红本，我在上面看见了陈光泉的一张证件照，我用手机翻拍了下来。

  “我活这一辈子，不相信转世，更不相信来生，我就相信人只有一条命，死了就啥子都没有了，我见过太多的生生死死了，比起那些早变成土泥巴的人我该知足了。”

  是的，面对着任何生命都无法回避的死亡，人世间的一切褒贬、荣辱、包括苦难和所谓的幸福，都只能是过眼烟云，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只要我们随时想到死亡，想到生命最后的归宿，也许我们不仅能够对对于一切物的东西保持着距离，就是我们所遭遇到的各种经历也同样能够保持一段距离，到底什么才是生命的真谛，一定会有更加深刻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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