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缘

我爱戏，爱得如醉如痴。

这种爱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父亲有本《梦华琐簿》，闲时他常给我们讲那里面的事情，多是清末北京梨园行中的逸事，很有意思。我大约就是从这本书，从父亲那颇带表演意味的讲述中认识了京剧，迷上了京剧，同时，将这本书看作神奇得不得了的天下第一书。“文革”破四旧时，这本发黄的线装书又被翻腾出来，我才知该书出自蕊珠旧史之手，知道“旧史”便是清末杨懋建。翻览全书，发现并无多少深刻内容，盖属笔记文学之类，文字也粗糙肤浅。我才明白，当初对它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的生动讲述。

我的父亲在美院从事陶瓷美术的教学与研究，艺术造诣甚深。他不仅画儿画得好，而且戏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几重的四合院幽深幽深，晚饭后，父亲常坐在石榴树前拉胡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流畅，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家庭自乐班就此开场，热热闹闹一直唱到月上中天。我在其中充任裹乱的角色，所以不太受欢迎，往往开戏不久，就被母亲哄进屋去“睡觉”。母亲声称晚上院子里有狐仙，且以白胡子老头的形象出现，专跟小孩子过不去。躺在床上，听着外面悠扬的乐曲，我的心一阵阵发痒，甚至怀疑父亲是狐仙化身，因为他的白胡子，也因为他与兄长们的亲热——这不是跟我过不去嘛。

日常我最企盼的莫过于回姥姥家。姥姥家在北京朝阳门外坛口，那里有个剧场，经常轮换上演一些应时小戏。我常常跑到剧场后面，隔着门缝看一个名叫李玉茹的演员化妆。现在看来，李玉茹不过是京郊戏班的一个普通旦角，但当时在我眼中她是辉煌至极、伟大至极的人物。开演前半个小时，李玉茹来到后台，从画脸、贴片子到上头面、穿戏衣，我都看得特别仔细，想象那些东西装扮到自己身上也一定不会逊色，于是就有些莫名的嫉妒。后台门缝的宽度容不下一只眼，所以看李玉茹如同看今日之遮幅电影，不过那银幕是竖着的，恰如徐悲鸿画的那幅《箫声》写生画——细长的一条，大部分被黑色遮盖着，给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遐想。一天奇热，后台的门大大地敞开着，整个后台连同李玉茹便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我面前，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全面、完整的李玉茹。

那天她演的是《穆柯寨》里的穆桂英，一身锦靠扎得匀称利落，一对雉尾在头顶悠悠地颤，威风极了。李玉茹看了我一眼，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看过我之后，她走到水池边朗朗吟道：“巾帼英雄女丈夫，胜似男儿盖世无;足下斜踏葵花镫，战马冲开摆阵图。”对李玉茹来说，这或许是上场前的情绪酝酿，或许是一般的发声练习，但我认为她这一举动是专门为了我的，是专做给我一个人看的，我想我从门缝里向她张望了这许多时日，她自然是知道的。总之，为了她吟的那两句唱词，我失魂落魄般整整激动了一天。后来我问父亲，全中国，戏唱得最好的是不是李玉茹。父亲说他不知道李玉茹，他只知道马连良、裘盛戎、叶盛兰、谭富英……这都是当时的名角，他们合演的《群英会》是名副其实的“群英会”，集中国京剧艺术之大成，称得上千古绝唱。我问父亲喜欢谁，他说谭富英唱腔酣畅痛快，他喜欢谭富英。我说那我就当谭富英，何况这人的名字跟李玉茹一样好听。父亲就教我唱谭富英的《捉放曹》。父亲教的是陈宫见曹操杀死吕家数口人后的大段唱词：“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差。”我唱不好，用父亲的话说是“生吞活剥走过场”。他又说，这两句西皮慢三眼并不是谁都能把谭老板那“云遮月”的韵味儿唱出来的，叶家门里除了老四，谁都不行。

父亲说的老四是指我四哥，四哥大我整二十四岁，我们都是属耗子的，性情上也有些贴近。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长得帅气，人也清高，三十多岁了，还没对象。老人们常为此事操心，我想，恐怕只有李玉茹那样的漂亮姐儿才配得上他。有一回他业余演出《四郎探母》，将演出剧照拿回家来让大伙看，母亲和大伯母举着照片细细地瞧，不是瞧四哥，而是瞧他旁边坐着的铁镜公主，看“公主”跟“四郎”是否相配。两个老太太将“公主”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兄弟几人、父母做甚问了个遍，听说“公主”尚待字闺中后又穷追不舍，问是否有可能真嫁四郎成为叶家媳妇。四哥说那女的个儿太矮，穿着花盆底鞋还不及他的肩膀，母亲说个儿高了不好，女孩儿家大洋马似的看着不舒坦。四哥说那女的才十八岁，母亲不再吭声了。是啊，岁数相差太悬殊，过不到一块儿去怎么办？我为四哥感到遗憾，安慰他说，我将来一定长得很高，陪他去唱铁镜公主，一定很般配。四哥对母亲说，丫丫这模样演刘媒婆不用化装。我不知刘媒婆为何许人，想必与父亲喜欢的谭富英，与我喜欢的李玉茹一样，是个娇美俊俏的花花娘子。

我每日跟父親学唱“听他言”，并自报家门系谭派正宗。逢到我唱，兄长们便撇嘴起哄，说刘媒婆的“痰派”的确唱得无与伦比，一遍跟一遍毫不相同，比天桥的绝活还绝。父亲的琴拉得很认真，托、随、领、带一丝不苟，并不因我的稚嫩而有丝毫懈怠，我便也唱得极努力，信心不为兄长们的讽刺与挖苦所动。父亲说过，学戏与做人事理相通，凡事都得尽力，都得用心，不能投机取巧。

有一日，我要随父母去吉祥剧院看戏，听说里面有谭富英，有刘媒婆，所以一整天都盼着，不敢淘气，怕父母生气变卦而换了带别的孩子去。吉祥剧院在东安市场，老式的。我个子小，坐在椅子扶手上，垫着父亲的大衣，高出别人一头，看得极清楚。台上有花花绿绿的男女转来转去，我果断地推定那个穿粉衣喂鸡的小姑娘为刘媒婆。父亲说，小姑娘是《拾玉镯》里的孙玉娇，刘媒婆是那个脸上有黑痣、穿肥短衫的。穿肥短衫的是个又丑又老的婆儿，扯着公鸭嗓，挤眉弄眼，很不中看。我很生气，敢情憧憬了许久的刘媒婆竟是这般嘴脸，当场我眼里便含了泪。第二折是《捉放曹》，一个戴黑胡子的男人出场，唱出我熟悉的“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我才知道这就是父亲喜欢的谭富英，数日来我效仿的竟不是什么美娘子，而是这么个半大老头子，窝窝囊囊地追着个大白脸，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一个人站在那里傻唱……现实与想象的错位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一种失望的悲哀终于使我失却了看下去的愿望。我将身子缩进座位，盖着大衣，在“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差”的慢板中昏昏睡去……

按说我的“戏剧生涯”到此该打住，孰料一个出乎意外的转机，将我对京剧的热爱推向了新的高度。还是那天晚上，一阵紧锣密鼓将我催醒，直起身见台上一个着白甲英俊男子正平地跃起，横身悬空又旋转落地，游龙似的洒脱，比穆桂英更有吸引力。我马上问这是谁。父亲说那是《长坂坡》里的赵云，独闯重围，单骑救主，是个了不得的英雄。我说我就当赵云了，再不更改。父親说你怎么能当赵云？武生可是不好演的。我看戏回来问遍兄长，果然无一人会演赵云，都说没那功夫。我很瞧不起他们，决定自己练，遂脱了小褂，掂来根扎枪，嘴里给自己打着鼓点儿，围着院里的金鱼缸跑开了圆场。不知是谁按下了快门，给这个家庭留下了一张小丫头光着膀子耍扎枪的照片。二十多年后，我领着未婚夫进门，便有好事者将此照片拿给他看，倒把他弄得很不好意思。

我八九岁时，中国戏曲学校招生，我决计去报名。那时父亲已去世，我便与母亲商量，她不答应，我一气之下靠在墙上拿大顶抗议，声称不答应就决不下来。母亲不睬我，也不让大家睬我，人们从我身边过来过去，任我头朝下用胳膊支撑着身体，竟没有一个肯为我说句话的。我下不来台，开始寻事，喊着七哥的小名开骂。七哥过来，揪着我的两条腿把我摔在砖地上，使我一颗门牙脱落。我号啕不止，扯住老七让赔牙。母亲说我们不懂事，她一个寡妇拉扯我们已经很不容易，我们却还要这样让她为难，说着掉下了眼泪。七哥在母亲的泪水中认了错，我也在母亲的泪水中绝了唱戏的念头。

“文革”时都唱样板戏，我也进了文艺宣传队，人们赞赏我这一口脆亮京白，就让我演阿庆嫂。有小时的戏曲功底，我演阿庆嫂也没费多大力气，那大段的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唱下来也很自如，自我感觉颇为不错。我给兄长们写信，告知演阿庆嫂的事，以期得到祝贺，然而却如同当年靠在墙上拿大顶一样，没得到一个人的回应。演出在即，队长找我谈话，说让我演沙奶奶，将阿庆嫂角色交一王姓女子。王姓女子系广西人，说话带有明显的嘶嘶腔，而且台形也略显粗短，与阿庆嫂形象相差甚远。我谈了自己的看法，队长似无商量余地，我则只好由青衣改唱老旦。临上场时，队长又让我改演革命群众，即初场迎接伤病员，末场迎接新四军……后来，当得知这一串的更改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时，我便离开了宣传队，自此再不唱戏，连口也懒得张了。紧接着是一场大病，嗓音被彻底改变，由此唱戏的心终究是冷了。转眼年已不惑，一切也都看得开了。现今五彩缤纷的舞台和电视屏幕较几十年前丰富多了。我还是爱看戏，爱看谭富英、梅兰芳后代和传人们演的戏，从那些艺术家的精湛表演中，体味到中国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体味到昔日无数个甜酸苦涩的梦。

前不久，有人说我长得与某历史人物相像，想邀我去演电视剧。我照例写信给诸兄长，征求意见，哥哥们的回信如出一辙，均持反对态度。我亦就此罢休。

我的家庭使我认识了戏，爱上了戏，却又阻碍了我与它的亲近，有时把我推入很尴尬的境地。我得出结论：此生与戏无缘。

（大浪淘沙摘自西安出版社《颐和园的寂寞：叶广芩散文选》一书，沈 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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