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那年夏天的“娃娃头”

8月，春熙路。我捏着娃娃头雪糕，雪糕已经开始融化了，化了的浓汁要滴下来。我小心吮掉，不能让它掉在我的白裙子上。

这是我买的第二根娃娃头雪糕。

1987年，当时正流行娃娃头雪糕。我们都喜欢那松软甜腻的奶油与巧克力混合的口味，更喜欢它独特的造型，就像一张可爱的娃娃脸。用现在的标准来看，那就是一张标准的“萌”脸。

3毛钱一根的价格，对正读高二的我来说，相当不便宜。

平时，我哪舍得连着吃两根娃娃头雪糕呢。学校食堂的炒肉片一份才3毛钱，小吃店的酸辣粉一碗才8分钱。

但此时，等待的焦虑已经让我忽视了价格。

这一年的暑假特别漫长。前半个假期，我在等一封回信，此刻，我在等一次见面。

信寄出去了很久，但我没收到回信。

最后一封来信，是在放暑假前收到的。他跟我说，他得了全省物理竞赛第一名，8月会到成都领奖，能在成都多待一天，我们到时终于可以见上一面。

我马上回信给他，跟他约定，当天下午两点半，在春熙路的新华书店门口见面，我会穿一条白裙子，手里拿一本《读者文摘》。

当时学校已经快要放假，但他家就住在学校里，信寄到学校他仍然收得到。我却没收到他的回信。7月，我每天都去收发室，等得心焦。

终于到了8月初约定的日子。

之前我为天气忐忑过，怕那天下雨或者降温，结果一切还好。我到得比约定的时间早，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先到书店里逛了逛，很快就回到门口，在台阶上徘徊。

在那个通信极不方便的年代，我们与人相约都是这样，不见不散。

我们没见过面，但我确定他能认出我来，因为我手里拿着一本《读者文摘》。我们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经常会聊这本杂志上有意思的内容。

我和他是笔友。

20世纪80年代的笔友有点像现在的网友。很多中学生都有笔友，有些人的笔友来自杂志上的征友广告，我的这名笔友来自“连环信”——他发出的给几所学校同年级的学习委员的“连环信”。

在最初的通信里，我们相互介绍，很惊喜地发现，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喜欢一些小说和诗歌，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也都喜欢《读者文摘》。

认识一个人，抛出一些问题，问一问爱好，发现彼此相同，便觉得欣喜不已。在少年时，我们更是这样，特别希望找到可以引为同道的人。

他的信写得很好，笔迹清秀潇洒，文采也不错。我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并不比他差。

他在重庆永川，信寄到成都要一周时间。一来一回，要半个月。很快，我们加了分量，改成每周都写一封信。我们在信中交流各种看法，相谈热烈，觉得越来越了解对方，觉得身边的同学都没有笔友能理解自己。

他寄过两张小小的照片，是他自己在暗房里冲洗的，黑白的，一群学生的合影。他没说哪一个是他，但两张照片有差别，我大致能猜出那个站在岩石上的和站在球场中间的人是他。

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应该寄出一张自己的照片。我也有很好的合影，站在一群同学中间，照得很好看。但在少女时期，我经常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好看”这一点而害羞。这种心理，后来还时常泛起。我没寄出照片，但我认为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通信的趣味与热情。

1987年，春熙路的新华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也差不多是我唯一熟悉的商业场所。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到了成都的人，首要的事情就是逛这里。所以，我把这次见面的地点定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就算我们不见面，他也会到这里来的。

我在新华书店门口走来走去，拿着《读者文摘》，把杂志名字朝向外面。天热，手心里都是汗，杂志的封面都被我攥得皱了起来。

我想起在《读者文摘》上看过的一个美国故事。也是笔友见面，双方约定见面时，女方在胸前插一朵玫瑰。小伙子在车站见到的是一位胸前插着玫瑰的老太太。他鼓足勇气，仍旧热情地去跟对方打招呼。老太太告诉他，是身后的那个美丽的姑娘给她的玫瑰，这是为了考验他，看他是否只爱年轻、美丽的女孩。他完美地经受住了考验。

我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认为，笔友见面，真是一件浪漫的事啊。

下午五点半，我终于明白，我们不会见面了。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3小时。这个下午，我在新华书店的台阶上，吃掉了两根娃娃头雪糕，却没有等到笔友。

那是没有电话的时代，一场约会未果，却没办法知道原因。

高三开学的时候，我听燕子说，收发室里有我的一封信。我去取的时候，信已经不见了。我写信给笔友，然后算着时间去收发室等信。

这一封来信总算收到了。原来，他并没有收到我在假期前写的回信。他的家长就是学校老师，觉得他已经进入高考备战时期，不该把时间浪费在通信上，所以，经常会去收发室取走他的信。

我也进入了丢信的时期。

我的信，经常在收发室里就莫名地消失了。

我疑心是小敏或我的同桌干的。我問过同桌，他不承认。我没去问小敏。我已经很久不和他来往了，我不想就此破例。

我和笔友的通信，变得有一搭没一搭的。我的回信对方没收到，对方只能算着时间另起头写信。渐渐地，这就不再像交流，而是对着空气说话。终于，我们放弃了。到了高三下学期，我们失去了联系。

两三年以后，我偶然在火车上遇到那所中学的一名校工，问那名校工是否知道他。校工说：“当然知道。他很有名，考上清华大学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知道有关他的消息。

我们曾经擦肩而过，只是没有认出对方。在一封信里，他说，高二那年暑假，他到成都领奖，第二天下午，他和老师、同学一起去了成都最大的新华书店——就是春熙路上的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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