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和钱锺书先生做邻居

钱锺书夫妇

钱锺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有关他的形形色色的文章和论作不可胜计。我从未动笔，不是没有怀念之心，而是因为他是“大师”，是文化名人，我自觉既非门生，又不通“钱学”，没有资格赶热闹。

五月里杨绛先生提到，十一月是钱先生百年诞辰。是的，今年不仅钱先生逢百年，按旧习俗九十九岁的杨先生也该做百岁寿了。如今连我都到了退休年龄，想到这里不禁深感人生如白驹过隙，一些相关的甚至不相干的往事纷纷涌上心头。

最初认识两位先生，是在四十多年以前。那时我还是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我父亲（黄克诚）1959年遭批判、解职后，于1965年秋迁黜山西。母亲唐棣华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于是我们兄弟姐妹连外婆等统统搬入位于干面胡同东罗圈11号的学部宿舍楼，一家七口住进一单元底层一套三居室（没有客厅）。

那时正值“文革”之前，“革命”气氛日渐浓郁，突出政治、大学毛泽东思想之风一日盛过一日。有时母亲会跟我说说左邻右舍的“先生”和“太太”，我心里十分惊异，也很不以为然，觉得这个院子是被时代忽略的一潭死水。不过，即使在那时，钱、杨两位还是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因为他们夫妇都是“先生”，而没有“太太”。

1966年夏天“文化革命”一发动，我就在中学受到批判和围攻。母亲担任副所长，又是著名“右倾反党分子”的老婆，自然在劫难逃，和其他“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一起被横扫。于是她这个自学生时代就叛离封建资产阶级家庭的共产党员成了钱、杨等“先生”的患难之友：他们一道挂牌子挨斗，一道扫宿舍院子，一起清理办公楼道和厕所，一起被集中在“楼上”会议室检讨反省。当然，即使在高压之下，他们也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老实交代”，早早晚晚，会私下交流，彼此给些小小的劝慰和支持。记得在风头最紧的惶恐时期过后，母亲曾不时讲一些“楼上”故事。比如，有位先生曾口占打油诗就监督他们劳动的威风八面的女临时工开玩笑，曰：“莫道蜀中无大将，亚夫原是女将军”。

其他一些事也是共同经历的——1969年里被“横扫”的人家搬进“掺沙子”的新住户就是其中之一。客观地说，这事的起因不能归于任何个人，也基本不是政治性的。因为搞运动，经济社会建设全面停顿，没有新宿舍提供给年轻人，他们要安家落户，只能挤“牛鬼蛇神”。我家邻居第一次上门的第一句话是：“我要生孩子了。”但是，两户住一个单元共用厨厕造成的不便和麻烦是可想而知的——何况两家里一户是被打倒的，另一户身份过硬而且很可能是有相当战斗力的“革命”小头目。我们和新邻没有酿出大矛盾，可是钱家却未能幸免——他们的邻居在院子里是有些知名度的闻人。1973年学部下干校的人陆续返京，曾经被打倒的老干部老专家的处境大都有所改善，不想钱家的邻里冲突却终于发展到难以共处。那年冬天，钱杨两位先生忽然来告别，说这里住不下去了，他们已经逃离，此番是来取点东西。他们连门都没进——几年来共当“牛鬼”，已没有做客喝茶之类习惯，而且两位先生情绪很不安宁，仿佛担心稍有迟缓便不能安全顺利离开。我二哥与他们作别时劝说道，是不是再忍忍，看看事态。钱先生毫不迟疑地用相当激烈的口吻回了句英文，说：“Can’t go back to mother’s womb（断不能走回头路）！”那种书生意气的决绝态度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事后，母亲久久不能平静，说：他们夫妇年过六十，没有另外的居所，如此出走，何以为生！

由于那段特殊岁月，我渐渐把钱、杨等先生看做是共命运的前辈。后来他们夫妇名满天下，在我心目中也仍然更多的是可亲可近的邻家长者。

说起来我开始阅读英文小说也和“牛鬼”们有关。“文革”开始不久，就有位先生（可能是陈翔鹤）送给我母亲两三本英文书。不知是他主动相赠，还是我母亲开口讨要。那时我在学校里处境艰难，精神处在半崩溃状态。母亲想方设法为我安排一点拯救心智的事，读书自然是首选。于是我们有了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Ivashoe）和另外一两本英文书，其中本似乎是写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后来，在已遭抄家、工资被扣且存款封存的情况下，母亲又挤出一笔我当时觉得堪称“巨款”的钱（可能是200元）让我周末去北大教授吴兴华夫人谢蔚英家淘几本英语书。谢也在文学所工作，买书是她和母亲私下商定的——一方面吴先生突然过世（当时红卫兵说是“自杀”，后来证明是受迫害患急症不治），她家生活非常窘困，另一方面自然是母亲想赞助我读书以摆脱消极绝望。当时吴家三口已经被赶到海淀某简易楼上的两间屋，但琳琅满目的书柜仍让我赞叹不已。只是我那时连一本西洋（当然不算苏联）小说译本都还没有读过，全部西方文学知识几乎就限于那本Ivashoe的封面，从何挑起！于是只拣了一套小巧精致的司各特全集。大概我的趣味让谢颇感意外吧，她随手另拿了两本书给我，其中一本是企鹅版纸皮本的特罗洛普的《养老院长》。

在干面胡同时代，到住在三单元的钱先生家敲门不算稀罕事。钱先生“出走”历经数年流浪，于1977年迁入三里河南沙沟小区，“文革”结束，我1978年结婚以后也搬到那里，使做邻居的缘分延续了下来。

我是1960年代的中学生，又下乡插队多年，虽然爱读书，骨子里是有点“工农”的，不免“愣”且“憨”。两位先生和气地和我聊天，听我说些搭界的和不搭界的话。钱先生建议我注意从辞书中获取知识，特别点到部名为 Breweer’s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的工具书。还有一次，他们向我推荐了几本小说，其中有史蒂文森的《巴伦特雷的少爷》。他们家基本不藏书，事后杨先生特从外文所里借出这几本书让我读。那时我肚子里已经储存了若干书名，还不求甚解地翻过几本英文原著，因此曾对钱先生的书单里没有一流“巨著”感到有点不解。

我在国内修得硕士学位进了外文所，成了杨先生的小“同事”。1983年我得到公派留学的机会。当时要做两个选择：一是去英国还是去美国；二是修比较文学还是进英语系。我的一位同学得风气之先，早与国外学界建立了联系，他建议我去美国加州师从某知名华裔教授。我没有主意，跑去问钱先生。钱先生听了毫不含糊其辞、虚与委蛇，明确表态说：出去总要把英文学好点吧？上英语系。此外还讲了几句典型钱氏风格的“刻薄”话——可以理解，以先生的腹笥，他对国外一些华人专家的中、外文学养是有所质疑的。然后，他又举出女儿钱瑗出国进修的例子说，英国生活费用太贵；国家能提供的钱为数有限，还是在美国过日子容易一些。

那年秋季起我到美国读博士学位，遇到很大的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一度怀疑自已这个不曾按部就班读高中和大学的“非正规军”到底还是入错了门——毕竟，如果是华裔老师，过渡或许会容易一些。当时我真有山穷水尽之感，只因心眼死不懂挪窝，才硬着头皮坚持了下来。不过，在一个注重细读也相当活跃地推进理论探讨的英语系里磨了六年，我渐渐对英语文学原作的妙处和真味有了较多体会，认识到学习虽说是无穷的过程，但能在某些时段里获得到位的点拨和指教对“开窍”是至关重要的。回想起来，人生真是充满偶然性。钱先生的只言片语无意间竟影响了我此后终生读书问学的走向。

六年后我毕业回国，又去拜望两位先生，也算是“汇报”吧。钱先生笑着说：“这下好了，你‘痘’也出了，可以安心读书了。”我囫囵吞枣地读过1980年再版的《围城》，却记不得方鸿渐那段“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的名言，以为钱先生仅仅是把留学之类求功名的事看成传染病，于是信口回答：还没过白喉猩红热的关呢，留完学还要争升级评职称，“病”又如何生得完？两三年后我重读《围城》，不由得记起那天的对话，感叹自己是十足的门外汉，绝非钱先生的合宜对话者，不知有“典”，因而没有会心的应答和笑声。当然，我更知道，先生一番话着重的是“安心读书”。对我这类懵懂的晚生后学，他并不苛求，如果有什么寄望的话，恐怕全在那四个字上了。

还有一次，谈到他的作品的译本。他提起有些译者来信跟他反复商讨，说及几个具体段落在翻译过程中造成的问题和麻烦，也泛泛谈论译事之不易。他微笑着眯起眼，说：“Don’t shoot the piano player，he is doing his best！”随后，他绘声绘色地解释说：美国西部拓荒时期牛仔们动辄拔枪，令小酒吧里弹琴助兴者心惊胆战，于是便有了“琴师已尽力而为，请勿射杀”的告示。讲罢他开心地笑了。琴师插曲和前边话题的连接点显然是“尽力而为”。但是后面的生动讲述却已经和表达对“尽力而为”者的体谅尊重没有太多关系，自然流露的似乎主要是对生活中的荒唐奇事和语言中的戏谑欢闹的由衷欣赏。据说马克•吐温和王尔德等幽默家都曾经对这个段子很感兴趣。钱先生无疑也属于这类真正有喜剧情怀的人。

不仅如此。钱先生的解说让我长时间心存讶异：难道他的知识雷达竟随意漫天旋转把如此这般边边角角的信息都收罗起来永久储存到脑子里了？几年前我经人提醒读了几则先生的《容安馆札记》，涉及萨维奇小姐和简•卡莱尔的那一段使我再次体会到他的率性和自由。他读的很多书不仅不在中国1949年后的推荐书目上，甚至也常常不属于西方“正典”。我曾在一篇相关的文章中写道：

钱锺书先生的确剑走偏锋。

他的“偏”使他时不时会在传统“重要”著作的范畴之外随心漫游。在中国社科院图书馆馆藏《巴特勒与萨维奇通信集》（1955）一书的借书卡上，孤零零地留着他的名字，日期是1960年3月22日。书页里还夹着一纸被他遗落的冒效鲁手写的便条。也就是说，在女性主义尚不那么走红的年代里，他是留意阅读或多或少被掩在他人背后的简•卡莱尔和萨维奇们的极少数人之一。

今天我们得以结识她们，还得感谢钱先生的引荐。

钱先生在世的最后几年里，已不大出门。我仍断断续续去看望杨先生，和她聊聊家常。杨先生讲究待客之道，即使对我这样的晚辈，也每每要喊钱先生出来。于是钱先生应一声，慢慢踱进客厅。他家的住所仍是水泥地面，客厅里有几件并非古董的旧家具——两张书桌，一面书柜。钱先生身穿蓝色旧中式上衣，袖子上有补丁，面容清癯，目光宁和，嘴角微微弯起。

我对他的最后印象永远定格在那一刻。

微笑是那么沉静，衣衫是那么自在，仿佛在说：外边的喧闹与他无关。到了晚年，两位先生更加轻看物质上的得失。

1990年代初钱先生曾说起一位定居美国的朋友有不止一处房产，时时需要牵挂照应，口气里有淡淡的嘲讽，颇有几分无产一身轻的自得。他去世后，公家曾出面主持南沙沟小区住宅的重新装修，普遍铺装了复合地板。杨先生是极少数拒绝的人之一。也许那原装水泥地面融进了太多有关亲人的记忆，她舍不得改变。也许，他们对地板和墙面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和追求。可能多少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作为出身文学世家的博览群书者，钱先生并不藏书，也不刻意收集古籍古物。让他乐此不疲的不是物质的书，而是阅读的过程。钱先生过世后，杨先生照他们夫妇过去所商定，把每年的稿酬、版税收入统统捐给清华设立“好读书”基金（迄今已累计至八百多万元），以资助家境困难的优秀学生。可以说，“好（四声，动词）读书”三字概括了钱先生的精神。

据小说原作改编的电视剧《围城》播出时曾轰动一时，招来媒体和粉丝的“围追堵截”。钱先生拒绝了很多采访。他说：你们已经得了鸡蛋，又何必要见老母鸡？在当今这个炒作时代，老母鸡们大都要奋力振翅登场，把自己的名字“做”成名牌商标。而钱先生在时潮之外。

1989年《钱锺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本人表示不赞成，曾向一些称赞他是“文化昆仑”的学者抗议说，“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他的言和行，对愿意“安心读书”者，是温暖的勉励，更是永远的鞭策。

本文选自《码字的女人》，黄梅／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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